《双城记》：探讨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2024-10-2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双城记》：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道德意义上的小说家——狄更斯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于1812年2月7日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的一个海军小职员家庭，家境贫困，而父亲约翰却挥霍无度，小狄更斯11岁时全家被关进负债者监狱。《双城记》的人物分为两大阵营：一是贵族阶级，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

《双城记》：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

道德意义上的小说家——狄更斯

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于1812年2月7日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的一个海军小职员家庭，家境贫困，而父亲约翰却挥霍无度，小狄更斯11岁时全家被关进负债者监狱。12岁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到鞋油厂当童工。这一经历为他提供了一个关注小人物尤其是儿童命运的题材资源。

狄更斯很早失学，只读过几年书，但他自幼勤奋好学，读完了藏在阁楼上的文学名著，这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基础。16岁时狄更斯到律师事务所当了缮写员。后来他当了报社记者，这期间开始写作，出版了有关伦敦的杂记《博兹特写集》。25岁时，狄更斯出版了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7），使他一举成名，成为英国文坛的新秀。

狄更斯一生生活拮据，晚年为了增加收入，甚至为读者朗诵自己的作品长达十年，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婚姻生活也很不幸，从46岁起与妻子分居。1870年7月9日，因脑溢血去世，享年58岁。

狄更斯的创作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期，以人道主义精神关照小人物命运，暴露社会弊端。主要作品包括《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奥列佛·退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和《巴纳比·拉奇》等5部长篇小说。

第二阶段：1842年到1858年，批判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和拜金主义对人性的侵蚀。主要作品包括《马丁·瞿述伟》《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等6部长篇小说。

第三阶段：1858年以后，对社会弊端和人性的认识更为深刻，表现出对现实的忧虑。主要作品包括《双城记》《远大前程》《我们共同的朋友》《艾德温·德鲁德的秘密》等4部长篇小说。

狄更斯小说的思想内涵：

第一，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狄更斯与19世纪所有作家一样，其创作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热情关注现实，鞭笞社会罪恶，揭示不合理社会制度下底层人民的悲惨生存处境，并积极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

第二，狄更斯小说具有道德弘扬特征。狄更斯是一个道德意识极强的作家，道德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是他塑造人物的基本价值趋向。狄更斯人物的道德体现为一种固定不变的人生境界和人格，又与人性善恶的本质密切相关。

第三，狄更斯小说具有人性探索深度。人性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狄更斯善于把人物思想性格透过社会环境，植根于人性的土壤，表现人固有的某些特质。所以，社会批判的主题往往升华为人性改良的境界，这是狄更斯比一般作家深刻的地方。

狄更斯小说的艺术表现：

第一，内涵丰富的人物性格。狄更斯作品中的人物，既不是单纯的社会思想的传声筒，也不是道德意识的代言人，而是复杂人性在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中的具体表现，是人的社会属性（包括阶级属性）、人格力量和人性境界三位一体的复合物。

第二，复杂严谨的情节结构。“复杂”指狄更斯小说情节线索繁多，比如《双城记》中就设置了五条情节线索：厄弗里蒙地侯爵家族的故事；梅尼特一家的故事；得伐石夫妇的故事；卡尔登的故事；克朗丘的故事。而“严谨”指以每条情节线索为核心，形成一个个叙事单元，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交叉，构成一个庞大的秩序谨严的情节网。

第三，幽默讽刺的文体风格。狄更斯语言幽默中含着睿智，讽刺中透着忧愤，常常结合夸张手法和人物性格的矛盾，将喜剧效果推向极致。特别是在早期作品中，这一特点更为突出。

《双城记》解读(www.chuimin.cn)

《双城记》这样开宗明义：“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睿智的年月，那是蒙昧的年月；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在直升天堂，我们都在直奔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如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争吵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小说写寓居巴黎的梅尼特医生被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强迫出诊。在侯爵府，他目睹了一个农妇受辱发疯、一个少年身受剑伤饮恨而死的惨状，遂向朝廷写信告发。但控告信落到侯爵手中，梅尼特医生被关进巴士底狱。女儿路茜被好友劳雷接到伦敦抚养长大。18年后，精神失常的梅尼特医生获释，移居伦敦，和女儿团聚。路茜和法国青年代尔那相爱，但代尔那是侯爵家族成员，他痛恨自己的罪恶家族，主动放弃财产和姓氏，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当年被迫害农妇的妹妹得伐石太太渴望血腥复仇，法庭判处代尔那死刑，一直暗恋路茜的律师助手卡尔登替代尔那走上断头台。

“双城”指伦敦和巴黎。作品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说明贵族阶级的残暴，是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小说以“双城”为喻，以法国说事儿，旨在向英国统治者敲警钟。

《双城记》的人物分为两大阵营：

一是贵族阶级，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厄弗里蒙地侯爵是反动贵族和邪恶人性的代表。小说写厄弗里蒙地侯爵种种罪恶，旨在揭示贵族阶级的腐朽、堕落和反动以及人性恶之根深蒂固。小说写侯爵驾车狂奔，压死一个孩子，竟嫌孩子挡了他的道，扔下一个金币了事：“你们这些人怎么连自己和自己的小孩都管不住。你们当中总有人来挡我的道。我还不知道你们把我的马弄出什么伤来没有哩！喏，把这个给他！”文本通过这一形象，说明上层社会的暴虐，正是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根源。

代尔那是叛逆贵族的形象。他是厄弗里蒙地侯爵家族成员，但他对他所属的阶级有清醒的认识，他这样对他的叔父说：“我们作了孽，现在正自食其果。”他在精神和物质上割断了与这个家族的联系，彻底放弃了寄生虫的生活，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在英国成了一位精通法国文学的高级法语教师”。他有美好的生活信念，有人生追求，有纯真的爱情。代尔那的出现，实际上为走向覆灭的贵族阶级指出了一条自新之路。

二是平民阶级，梅尼特医生是人类良知的代表。他爱憎分明，宽恕仁慈，富于理性，凭着人的良心对厄弗里蒙地侯爵家族的罪恶进行控告。在巴士底狱写的血书里，有他正义的誓言：“我，亚历山大·梅尼特，一个十分不幸的囚犯，在这公元一七六七年的最后的夜晚，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发誓要在算总账的时候一定要控告他们，向苍天和大地控告他们。”表现了一个人面对社会罪恶时应该具有的道义感和勇气。但他却明辨是非，最终同意女儿与代尔那的婚事，设法营救无辜的代尔那，为囚犯和看守治病，表现了人道主义者的仁爱精神和悲悯情怀。

卡尔登是人道主义精神境界的最高典范，是一个崇高的殉道者形象。他替代尔那牺牲的行为，把人类的爱情和人性的美善推向极致，使这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刹那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不亚于神祗。“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卡尔登把这个千古之难做到了极致，他一直用手牵着同赴刑场的一个胆小的女裁缝的手，临行前甚至这样安慰她：“动作会很快的。别怕！”狄更斯在这一人物身上，倾注了对人类的希望和信心。

得伐石太太是暴力革命的化身。狄更斯与一切人道主义作家一样，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基于这一立场，他塑造了得伐石太太这样一个嗜血成性的复仇者形象。当愤怒的人们把监狱长乱棍打死时，小说如此描写得伐石太太可怕的行为：“站在近旁的她忽然一跃而起，一脚踩住他的脖子，用她那把毫不留情的快刀——早就准备好了——把他的头割了下来。”梅尼特家的女仆普洛斯在跟她打斗的间隙这么评价她：“瞧你这副长相，活像撒旦的老婆。”过度的复仇行为走向极端化，变成了丧失理性的大屠杀。最后在跟普洛斯的扭打中手枪走火死去，这意外的结局似乎是作者的“微言大义”：贵族阶级荒淫暴虐的罪恶使其自取灭亡，平民阶级惨无人道的复仇同样使其自寻死路。

《双城记》的主题也可以有不同认识：

其一，通过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的形象，批判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残暴和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欺男霸女，草菅人命，荒淫无度。小说写伺候侯爵喝巧克力茶得用四个壮汉：“第一个壮汉侍从先把盛有巧克力的壶端到大人面前；第二个用他随身带来的专用小勺子调搅巧克力，使之起泡沫；第三个献上那备受恩宠的餐巾；第四个（就是有两只金表的那位）则把巧克力从壶里倒出来。……如果他喝巧克力时只有三个人侍候，这种不成体统的场面，就会在他的家徽上沾上深深的污点；如果是两个人侍候，那他就得一命归西了。”另外，通过梅尼特父女、代尔那和卡尔登的形象，宣扬宽恕仁慈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得伐石太太的形象，批判了暴力革命的残忍无道。

其二，表现美善人性（宽恕仁爱、无私无畏）对丑恶人性（邪恶残暴、血腥复仇）的胜利。梅尼特父女即是宽恕仁爱的化身，路茜承续了其父风范，成为维系人类之爱的一条金线：“路茜一直忙着缠绕那根把大家联系在一起的金线，把她那给人带来幸福的亲睦之力，不偏不倚地织进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卡尔登即是无私无畏的典范。而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是人性中邪恶残暴的集中代表，得伐石太太是血腥复仇的魔头。文本所要告诉人们的，除了罪恶、苦难、复仇，更多的是仁爱，希望人们能够像代尔那一样忏悔自新，走新路，做新人；像梅尼特父女那样化解仇恨，宽宥罪人，实施仁爱；像卡尔登那样为了自己的所爱和他人的幸福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

《双城记》的艺术特色：

第一，复杂严谨的情节结构。《双城记》中有五条情节线索：厄弗里蒙地侯爵家族的故事；梅尼特一家的故事；得伐石夫妇的故事；卡尔登的故事；克朗丘的故事。小说以每条情节线索为核心，形成若干个叙事单元，显得杂而有序，线索繁富而结构严谨。

第二，夸张对比的手法。在人物塑造方面，梅尼特医生的宽恕仁爱与得伐石太太的暴虐复仇形成对比；代尔那的叛逆自新与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的冥顽不化、自取灭亡构成对比等。在环境描写方面，贵族阶级的豪华奢糜的生活环境与平民阶层水深火热的生活环境构成对比等。小说又以夸张手法塑造人物，因此增强了对照反差的效果。

第三，象征寓意的手法。小说多处采用象征暗示的手法寄托某种寓意，旨在给读者以启示。如以红葡萄酒象征鲜血，进而寄寓暴力革命的血腥复仇；以“磨盘”象征折磨人的岁月和艰辛生活：“那折磨他们的磨盘，把青年人磨成了老头，把小孩磨得脸老声沉；无论在儿童还是成人的脸上，都深深地刻印着饥饿的旧痕新迹。”以“足音”象征革命风暴；以梅尼特医生和卡尔登象征人道主义最高境界；以得伐石太太象征暴力复仇等等。

《双城记》：探讨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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