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教文化：中国佛教起点站，推动繁荣发展，世界宗教源地

第一节　长安佛教文化

长安曾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起点站，曾是推动中国佛教迈向繁荣鼎盛的重镇，曾是佛教从亚洲宗教发展为世界宗教的策源地。隋唐时代，佛教各宗僧人都在长安翻译经典、建造寺院、雕塑佛像、绘制壁画、接待外国僧人，进行宗教活动。长安作为佛教中心，融合了全国佛教的各个流派，整合为带有中国特色的宗派。因此学术界有这样的说法：“长安是佛教的第二故乡。”“长安佛教史相当于半部中国佛教史。”长安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长安佛教的起源与发展

1.佛教初传长安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之后，沿着“丝绸之路”由西而东、由边疆而内地逐渐传入中国。关于佛教传入长安，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约在公元前后，另一种认为在东汉永平十年（67）。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庐受大月氏王使尹存口授《浮屠经》。”^[2]表明西汉末年，大月氏国使臣已在长安通过口授方式，传播佛教。这件事比东汉永平传法的传统说法提前了半个世纪，中国的佛教首传之区也由洛阳改为长安。长安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起点站。

2.佛教在长安的快速发展

到东汉时佛教在长安已广泛传播。据《陕西通志》、《西安府志》记载，东汉时长安建有三台寺、宝泉寺、福胜寺等寺院。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作为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国都，饱经战乱和灾荒，佛教深入人心，发展很快。此时，长安已广建佛寺，大兴善寺相传就是在西晋初的泰始年间（265—274）创建的。西行求法最早的朱土行和这一时期西行求法成绩最显著的法显，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可见在佛教初传时，长安即处于地理要冲的地位，是佛教快速发展的前沿阵地，也是推动中国佛教迈向繁荣鼎盛的重镇。

前秦、后秦时，长安的佛教已很兴盛。前秦苻坚笃信佛教，迎高僧佛图澄弟子道安于长安的五重寺，领众数千人，讲经授法。后秦姚兴迎鸠摩罗什于长安逍遥园译经，盛况空前。北朝时期，统治阶级更是崇信佛教，长安佛教相当兴盛，修寺建塔，风靡长安。此期，陟岵、陟屺二寺闻名天下。北周时期，鲜卑族政权定都长安，全国有寺院万余座，僧侣100万人，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建德元年（572），北周武帝限制佛教，诏命灭佛：把僧侣地主的寺院、土地、资产强行没收，以充军国之用；又把所有僧尼和寺院所属僧袛户（北魏时儒官所辖人户）、佛图户（北魏时期属于一个寺院管辖的身份接近奴婢的人户）编入民籍，视为平民，按规定缴纳赋税和服兵役徭役。此举使北周迅速强大起来，出现了“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的局面。

3.佛教在长安的兴盛发展

隋唐时期是长安佛教发展的兴盛阶段。隋文帝即位，一反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令天下营造经像。开皇元年（581），文帝颁诏“皈依三宝，重举佛教”，“有毁佛天尊像者，以大逆不道论”，致使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好几倍。同时到处建寺造塔，广度僧尼，还在移都大兴城时，便立寺额120方于朝堂。当时的大兴善寺、大庄严寺、大总持寺、隆圣寺等最为弘宏。由于文帝的提倡，关中佛法大兴，长安遂成为佛教重镇。

到了唐代，由于历朝皇帝的提倡以及文化空前的包容性，佛教因此迎来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首都长安，佛寺林立。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批准开启塔庙始祖法门寺地宫，请出佛骨舍利，就地顶礼膜拜，长安为之轰动。这一举措，拉开了唐代皇帝迎送佛骨供奉活动的序幕，其后“三十年一开”成为定制，逐渐升格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盛典。以玄奘为代表的名僧辈出，佛经翻译超越前代，教理的研究各有主张，并逐渐世俗化、中国化，从而派生出学术化、艺术化。随后，佛教思想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其他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八大宗派除天台宗和禅宗之外，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都发祥于长安的名刹古寺，声誉远播。此期，来长安求佛法的四方僧徒较多，他们是来自日本、朝鲜、斯里兰卡及印度、西域诸国等地的学问僧。这些僧人到长安后，大都慕名住在慈恩、荐福、西明、兴善、青龙诸寺内，或参与译经，讲经授徒；或拜谒名师，就学门下；或周资博访，礼拜胜迹。如从日本来的学问僧，有的在长安学习为官长达二三十年。学成返回时，带回大批佛教经典及大量文物、文化典籍，从而使佛教宗派、修持体系、佛教工艺等在日本广泛传播。这种渊源关系，信仰者至今念念不忘。历史的因缘，形成了今天的西安乃至陕西境内留存在地上地下的佛教遗址、文物碑石和经卷造像十分丰富。

中晚唐以后，长安诸寺盛行唱导、俗讲，而且成为全国俗讲盛行的中心，得到皇室的提倡。由于唐统治者的支持，长安诸寺都广占田园，大敛资财，役使奴婢。据《法苑珠林》记载：“若是国家大寺，如似长安西明、大慈恩寺等，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3]另外，贵族、官僚、富豪还将大量田产房舍捐给寺院。寺院经济迅速膨胀，以致“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寺僧”，甚至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的程度。这种恶性膨胀，是武宗会昌五年（845）朝廷灭佛的直接因素。当时全国共拆除寺院、庙宇4.46万座，勒令僧尼还俗26万多人，赦免寺院奴婢15万多人，没收寺院所占良田数千万顷。此次灭佛活动对于解放劳动力，发展生产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后的懿宗、僖宗照样崇佛佞佛，照样迎佛骨供奉，然其规模和声势远逊于前。

唐末战乱频仍，长安的佛教寺院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自魏晋南北朝至五代十国，中国佛教经历了历时近千年的传入、研习、传播和发展的阶段，而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利用了有利的京都优势，有机地整合和融合了全国佛教的各个教派，使印度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融入了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佛教在长安的衰落与新生

五代以后，随着长安战乱的延续及政治中心的东移，长安地区已修复和新建了一些佛教寺院，虽规模和盛况无法与隋唐相比，使长安佛教呈现出复兴的趋势。但同治年间（1862—1874），清廷镇压回民起义的战火再一次使长安近郊的佛教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各大寺院无不殃及，以致崇圣、资圣、敬章等许多寺院再也无法恢复。民国时期，西安乃至关中连年兵荒马乱，不遑宁日，城内大部分寺院多次遭到破坏，寺宇倾圮，僧众零散，各寺院至新中国成立前仅有少量僧人。

二、长安是中国佛教最大的译经重镇

可以确定最早的汉译佛经是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来自波斯的高僧安世高译出的《明度五十校计经》。而开长安佛典翻译事业之先河的是西晋武帝之末的高僧敦煌菩萨竺法护（昙摩罗刹）。此后，历元魏、北周而至隋唐，中国佛教终趋鼎盛，佛典翻译事业亦随之更为成熟、完善。唐长安被誉为佛典翻译事业称首之区，从事佛经翻译者数十人，玄奘、义净、不空是其中之佼佼者，皆名在佛教四大翻译家之列。长安的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包括弘福寺、西明寺和玉华宫寺）、大荐福寺成为唐代三大译经场所在地。据《贞元释教目录》载，自东汉永平十年（67）至唐贞元十六年（800），凡734年，其间传译缁素187人，所出大小乘三藏及贤圣集传7399卷，约略估计，其中半数出自长安。这些经典不仅使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文化体系互相有了交流，从而大大开拓了中国人民的眼界，而且大部分留存至今，既是佛教化度众生的“法宝”，也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无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遗产，对推动世界佛教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贡献。

1.长安最早的译经活动

（1）竺法护

西晋泰始二年（266）大月氏国僧人竺法护开始在长安翻译佛经，正式拉开了长安译经活动的序幕。竺法护（Dharmarqksa），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以支为姓，八岁依竺高座出家，后从师姓竺。他深感曹魏末期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对西域大乘经典传译之弊，发心宏法，随师西游西域各国，搜得大量的佛教经典原本，带回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308），译经总数165部。武帝末（274）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今西郊敦煌寺）立寺修行，声名远播，各地僧俗来从学的达千余人。到西晋末年，洛阳、长安两京已建有佛寺180座，天竺（今印度）和西域来华传教、译经的僧人达70多人，中国僧人去印度等国取经的有近90人之多。

（2）道安

东晋十六国时期，氐族前秦政权定都长安，苻坚笃信佛教，于建元十五年（379）迎高僧佛图澄大弟子道安至长安五重寺进行讲经授法。道安长于佛教哲学，与法和协助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译经。道安在长安译经10部187卷。并制定佛教礼仪规范，使沙门以“释”为姓，为佛教丛林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主持译经，组织了译场，译场中设立各种专职，分工合作，首创集体译经的做法；并首次编纂汉译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制定“僧尼轨范”，为后世僧徒所遵循。

2.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译经活动（鸠摩罗什）

后秦政权定都长安以后，弘始三年（401），姚兴将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迎到长安，尊为国师。鸠摩罗什在长安重要的活动就是弘扬佛法，他多次在西明阁和皇室御苑——逍遥园大草堂（今草堂寺）讲经译经，出现了“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译经”的空前盛况，姚兴亲自参与译事。八年之中，鸠摩罗什率领800弟子校议梵文经典，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当时共译出佛教经典74部384卷。国立译场由此诞生。鸠摩罗什也因此成了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的第一人。其中翻译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为佛教三论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成实论》成为成实宗的主要经典，《法华经》成为天台宗的主要经典，《阿弥陀经》成为净土宗的“三经之一”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对佛教在中国乃至亚洲东方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长安遂成为佛教的中心。

3.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译经活动

隋代创立翻经馆，成为官办的编译所。唐代译经事业达到了兴盛阶段，全国译出佛典总数达372部2159卷，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长安的寺院中译出。以玄奘、义净、不空最为有名，取得巨大成就。

（1）玄奘大慈恩寺译经

玄奘（602—664）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他俗姓陈名祎，河南偃师人。唐贞观三年（629）从长安出发，去西域取经。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西行取经圆满成功，携带大量佛舍利、八尊佛像及657部佛经，载誉回到长安。并于次年奉敕于长安弘福寺译经3年。至贞观二十二年，大慈恩寺初建落成，玄奘奉敕移就本寺任首任住持，专心致力于佛经翻译事业。并于唐永徽三年（652）创建大雁塔，用以保存自印度取回的经像、舍利。在大雁塔译场，朝廷为玄奘专门修造翻译院，组织各地的硕学高僧参加译务，使译经院规模达到了空前。太宗还亲自为新译出的经论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唐显庆三年，玄奘移居西明寺译经。又于次年奉旨率翻译住僧与弟子至铜川玉华寺，居素成院，从事《大般若经》的翻译。唐麟德元年（664）因病在玉华寺圆寂。据台湾《大藏经》总目录载，玄奘法师20年的译经生涯，共译佛经74部1334卷^[4]。

玄奘在佛教哲理研究中成就卓越，他和弟子窥基创立了中国佛教的唯识法相宗。唯识宗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早在唐代就传到日本，一度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之一。

（2）义净大荐福寺译经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法号义净，山东山茌县人。14岁时就非常仰慕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风，也立志西行求法。高宗咸亨元年（670），义净由海路经苏门答腊到东印和中印，遍及佛教圣地，游历了30多个国家，历时25年，取回经、律、论400余部。因功绩卓绝，武则天撰万言书《大周翻经圣教序》，并册封义净为“三藏法师”。神龙元年（705）义净回到长安后，在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当时参与译经的大概有20位精通义理、熟悉梵文和汉文的饱学之士，分别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享誉一时的人选。大荐福寺译场是复周为唐后的第一个国立译场。唐中宗李显册封义净为“大唐三藏法师”。先天二年（713）正月圆寂于荐福寺。

玄奘西行取经图

义净一生共译佛经56部，230卷，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就最大者。他还将途经海道诸国和所闻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况，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大宋高僧传》评价说：“东方的僧人远赴西土，要学尽梵书，解尽佛意，才可称作善传译者。南朝宋齐以后，虽说也有不少去西方求法又回转东土的人，但万一论起入境观风，能得其精髓的，则只有玄奘大师和义净大师两位……”

（3）不空法师大兴善寺译经

不空三藏法师，具名不空金刚（受灌顶的号），他名智藏，或称不空智，是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人。14岁时，在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遇金刚智，从其修学，随来中国，通晓中国的语文和文化。奉朝廷之命前往狮子国。当时佛教中各宗竞立，密法渐行，有一种要求抉择统一的趋势。不空长期住在中国，对于这种情况有很深的认识，所以他入坛受学密法，前后三年。并广事搜求密藏和各种经论，获得陀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80部，大小乘经论20部，共计1200卷（依不空于774年奉表）。不空与善无畏、金刚智被称为“开元三大士”，是中国汉地密宗（唐密）的创立者。住持大兴善寺译密典和弘法近30年，译经70多部120余卷，在四大译经家中，译经最多，翘居首位，所住持的长安大兴善寺，被后世尊为汉地密宗的发源地——祖庭。乾元元年（758），不空上表请搜访梵文经夹加以修补，并翻译传授，得敕许将中京（长安）慈恩、荐福等寺，东京（洛阳）圣善、长寿等寺，以及各县的寺舍、村坊，凡有旧日大遍觉（玄奘）、义净、善无畏、流支、宝胜等三藏所带来的梵夹，都集中起来，交给不空陆续翻译奏闻。这是唐代梵夹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在大兴善寺）。大历九年（774）圆寂。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www.chuimin.cn)

三、佛教寺院资源丰富、佛教宗派林立活跃

长安佛教寺院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影响力，至今依然值得开发和弘扬。

1.中国佛教寺院最集中之地^[5]

随着汉代佛教的传入，寺院即相继出现于长安。东汉时，长安及其附近有了三台寺、宝泉寺、福胜寺、法门寺等数座寺院。西晋时，长安、洛阳两地佛寺达180座，长安主要有敦煌寺、遵善寺（隋改称为大兴善寺）等。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长安及其附近寺院主要有圣寿寺、五重寺、道安寺、草堂寺、丰德寺、罗什寺、水陆庵、永宁寺、大定寺、通灵寺、大明寺、陟岵寺、天宝寺、四天王寺等。

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城内及其附近寺院林立，据文献记载，长安城内佛寺多达百余座。^[6]有名可考的僧寺122座，尼寺31座^[7]。其间，帝王、皇室、贵族、官僚也常以兴建佛寺、剃度僧尼为荣耀。如高宗于显庆元年（656）为皇太子李弘造西明寺；文明元年（684），高宗死后百日，皇室为其建大献（荐）福寺；武则天去世后，中宗为其造圣善寺；章怀太子李贤舍宅立千福寺；太平公主为武则天立罔极寺；宰相王缙舍宅立宝应寺等，不胜枚举。长安城内的佛教寺院，分布受住宅、里坊分布的影响，相对集中距皇城东、西、南三面较近的里坊中。其建筑规模大小不一，不尽相同，其中由皇家敕建的寺院一般规模宏大，殿宇富丽堂皇。如大兴善寺占靖善坊1坊地，面积约24.5万平方米；大慈恩寺占晋昌坊半坊之地，面积约24.6万平方米，“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西明寺“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里”；章敬寺“总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三十余间”等等。在长安诸寺富丽堂皇的殿宇内由名家绘制壁画，更是当时的风尚。如王维在千福寺所画的《辋川图》，吴道子在资圣寺画的《执戟武士》以及在菩提寺内画的《礼佛仙人图》等，在当时颇具影响。其间，长安南边的终南山也成了众多僧人建立寺院、栖身念佛修行的处所，故有“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是僧”,“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之说。会昌灭佛，大多寺院被毁，长安城内只保留4座寺院：大慈恩寺、大荐福寺、四明寺、庄严寺。五代至元代，长安恢复部分寺院。明代和清代，西安及西安府辖县的寺院发展至400多座。民国时期西安寺院大大减少。新中国成立后，1990年底，西安及其辖县有佛教寺庙68座，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佛寺8座：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兴教寺、香积寺、净业寺、草堂寺、卧龙寺、广仁寺。至20世纪末，佛教寺院逐有增加。

2.长安是中国佛教各学派、宗派的发祥地

长安不只有众多的佛教寺院，其中一些以其等级高、历史悠久在世界宗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中原佛教各大宗派中法相、净土、华严、三论、密宗、律宗等六大派以及异教三阶教的开山祖师和发祥地都在长安。

（1）佛教唯识宗的祖庭——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创建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是唐太子李治为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大慈恩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它是唐代皇室敕令修建的，是唐代长安四大译场之一。唐三藏玄奘，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佛教法相宗。该宗因主张“外境非有”、“万法唯识”、“心外无法”，并且主张由分析法相（一切事物的相对真实）入手而表达“唯识真性”，故名为唯识宗或法相宗。又因创始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常住长安大慈恩寺，也被称作慈恩宗。唯识宗由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俱舍宗是法相宗的附宗，由玄奘、普光等创立并发展。

大慈恩寺大雄宝殿

玄奘，佛学造诣深湛，以20年之功翻译出佛教经典1335卷。在佛教理论方面，玄奘信奉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学说，把《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作为佛教最高教义的经典依据。玄奘的佛教理论著作有《成唯识论》，对法相唯识的学说做了综合性阐述。唯识宗主要典籍有“一本十支”，即以《瑜伽师地论》为本，以《百法明门论》、《五蕴论》等10部论著为支，《成唯识论》为代表作。基本理论观点是“万法（物）唯识”、“心外无法（物）”。一切事物都是“唯识所变”，不能离开识而客观存在，法相宗所说的“识”也叫“心”，它是意识对事物加以了解的功能，在他们看来，只是由于作为识的存在，外境才得以成立，主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托于物的假象，只有识是真实的存在，这就叫做“万法唯识”。“万法唯识”是法相宗的基本命题。把“识”又分为“内识”和自我感觉意识。“内识”又叫“根本识”，是最高的精神本体；自我感觉意识就是人的眼、鼻、耳、舌、身、意六种感觉和思维。它们熏染了内识，便产生了万事万物。人们如果能皈依佛教，通过修行停止自我感觉意识对“内识”的熏染，保持“内识”的纯净（由“染”而“净”，那么就可以成佛，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唯识宗的理论涉及许多认识论和心理学的问题，他们的理论也广泛为佛教各派接受，而且对中国近代哲学有深远的影响，但它是一种典型的烦琐哲学，兴盛三四十年，三传以后逐渐衰落。唐永徽四年（653）至开元四年（716），该宗由日僧道昭传到日本，流传不绝。

（2）佛教密宗祖庭——大兴善寺

大兴善寺始建于晋，初称遵善寺，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在京城的靖善坊对遵善寺进行扩建，并将大兴城名与坊名合并，改寺名为大兴善寺，且尊为“国寺”。印度僧人曾住寺内译经，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唐玄宗开元年间，号称“开元三大士”的印度僧人善元畏、金刚智、不空到此寺传授密宗，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成为中国佛教密宗的发源地。密宗的教义主要是将世界万物、佛和终生的本源，看做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主张色、心为二，金、胎为一。众生依法修心“三密”，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静，与佛的身、口、意三密相应，即身成佛。密宗经唐会昌灭佛和五代战乱，渐渐断传。但在日本，由于空海经青龙寺惠果授以金、胎两部秘法并授予传法大阿闍、黎（导师）位，回国后盛传密宗，创立日本真言宗（东密），流传至今。

（3）三论宗、成实宗祖庭——草堂寺

草堂寺建于后秦，兴盛于唐代，至今保存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和“定慧禅师传法碑”，是国务院确立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也是名闻关中的古迹胜境。

三论宗由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创建。该宗源于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派，以《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为主要经典立宗，故名。因其着重阐扬诸法性空的理论，又称法性宗，于后秦弘始三年（401）传入长安。吉藏应隋炀帝之邀，在长安日严寺注疏“三论”，形成三论宗的理论体系，正式创立了三论宗。三论学说于初唐盛极一时，后逐渐衰落。会昌禁佛中，三论章疏被毁殆尽，几乎绝传。直至清末，杨文会（字仁山）居士由日本寻回已失传的隋唐古经注疏，三论学说才得以保存。三论宗的主要理论是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立有真俗二谛、八不中道、二谛三中等说。主张众生本有佛果觉体，因被客尘烦恼所蔽，流转生死。只要拂除客尘，湛然寂静，本有的觉体即可显现。三论宗由吉藏弟子高丽僧人慧灌于唐武德八年（625）东传日本，慧灌因此被尊为日本三论宗初祖。

户县草堂寺

（4）佛教华严宗的祖庭——华严寺

华严寺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位于长安韦曲东少陵塬半坡，列唐“樊川八大寺”之首。华严初祖杜顺（又名法顺）的灵骨葬于此寺。华严宗由隋至唐初僧人法顺（杜顺）、智正、智俨奠定理论基础，法藏集大成创立。法藏，一生主要从事经典翻译和华严教义的研究，先后讲解《华严经》30多遍，他的著作有《华严经探玄论》等。他所创立的华严宗，经武则天极力倡导，一度声势很大。法藏为武则天家庙和尚，曾受中宗、睿宗菩萨戒，其三传弟子澄观为德宗门师，宪宗加号“大统清凉国师”，令其主持全国佛教法事。穆宗、敬宗、文宗等相继为其加封，华严宗一时达到极盛。唐咸亨二年（671），新罗僧人义湘将华严宗传入朝鲜，义湘因此被尊为东海华严初祖。开元二十八年（740），法藏弟子、新罗审祥住日本大安寺，宣讲《华严经》，传法于日僧良辩，开创了日本华严宗。会昌禁佛中，华严宗受到沉重打击，几乎绝传。北宋元祐初年，华严宗得以复传。元、明、清各代有不少僧人及学者研习及阐扬华严宗。中华民国以后日趋衰落，不再流传。

华严宗的教义主要有五教十宗的判教说和法界缘起的理论。五教十宗的判教说把佛教的各种经典教义划分为小乘教、大乘教、大乘终教、大乘顿教、一乘圆教五类，各派学说又分为十宗。法界缘起说为论证世界万物“浑然一体”、“圆融无碍”，提出“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缘起”等法门，宣扬“一真法界”或“一心法界”（也称真如佛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是世界的本质和本原，世界一切现象均由“清净心”、“随缘”而起。他们认为《华严经》的教义是最圆满的“圆教”，《华严经》里说莲华藏世界中有无数无量的香水海，每一滴中又有无数无量的世界种，每一世界中又有无数无量的世界，以此说明佛的世界是一切差别的事物无尽缘起、周遍包容的大法界。华严宗主要教理认为世界分为事与理两大类，两类既相异、相斥，又相即、相融，但它们无不像“月映万川”那样统摄于“一心”，体现着“一心”。根据这种观点，他们提出了四法界、六相义、十玄门等学说，具体阐明一切差别的事物之间都是交互包容、统一的，真心与妄念、本质与现象以及现象之间都是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境界，华严宗的理论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后代程朱理学有直接影响。

（5）佛教律宗的祖庭——净业寺

净业寺建于隋末，唐初为高僧道宣修行弘律的道场。因其长期居住终南山，尊称他所弘的《四分律》为“南山律宗”，亦尊称他为“南山律祖”。律宗教义认为佛教多种律本以《四分律》最适合中国国情。它将佛教诸多戒律归纳为“止持”与“作持”两类。“止持”即内心有所执持，以生防非制恶的功能；“作持”即内心的执持，不仅应当消极的防非制恶，而且要积极修习戒行，策勤三业（指身、口、意）。认为只要长期坚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人们便可以往生净土，进入西方“极乐世界”。道宣律宗门下有受法传教弟子千人，著名的有大慈、文纲和文刚的弟子道岸、道宗等，后由道宗的再传弟子鉴真将律宗传到日本，创立了日本律宗。

（6）佛教净土宗祖庭——香积寺

香积寺建于唐朝，一说是永隆二年（681）。该宗实际创建人为唐代的善导大师（613—681），唐高宗永隆二年，净土宗创始人之一善导大师圆寂，弟子怀恽为纪念善导功德，修建了香积寺和善导大师供养塔，使香积寺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正式创立后的第一个道场。蓝田的悟真寺因善导大师也曾在那里传习教义，所以也是净土宗的重要圣地。净土宗提倡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此往生“西方净土”的极乐世界，故名。净土思想渊源于印度，东汉时期其经典开始传入中国。经慧远、昙鸾、道绰注经弘传，奠定了基础。唐代善导先往山西玄中寺师从道绰，后到长安光明寺、大慈恩寺弘扬净土教义，著有《观经四帖疏》，正式创立净土宗。主要经典为“三经一论”，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该宗认为现实世界是“秽土”、“尘者”，佛所居的世界是“净土”、“佛国”，其中以阿弥陀佛所居西方净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人应修行成佛，往生净土。修行的方法有正行、杂行两种。正行分为读诵、观察、礼拜、称名、赞叹、供养。念佛方法有持名念佛、观像念佛、实像念佛。在所有佛教宗派中，净土宗的理论最为简单，以修持者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强调不一定通达佛经，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只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概括八万四千法门，进入净土。因为该宗简单易行，在唐代流传很广，士大夫阶层不少人信仰，以至于弥勒净土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五代以后禅宗、天台宗、律宗学者多兼弘净土。此宗于唐代传入日本，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日僧源空（法然）受善导《观无量寿经疏》启发，创立日本净土宗，尊善导为高祖，把香积寺看做祖庭。因此香积寺也成为中日宗教文化友好交流的见证地。

香积寺善导大师供养塔

（7）三阶教祖庭——百塔寺

百塔寺创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唐大历六年改建五百塔寺，是异教三阶教的祖庭。唐初华严初祖杜顺、二祖智俨曾住该寺。三阶教由隋代僧人信行创立于相州（今河南安阳）法藏寺。信行应隋文帝相召，在京师大兴城真寂寺建立别院。死后葬于长安至相寺附近，后建信行塔院，俗称百塔寺。信行所开创的三阶教曾风行一时。三阶教把全部佛教依时、处、人分为三类，每类又各分为三阶。信仰世界众生无不为佛，即普佛思想。提倡苦行忍辱，每天乞食一餐。见人不分男女，一概行礼，谓之“普教”。推行“无尽藏”，即倡导布施，将积聚的财物分为三份：一份修理寺塔，一份施舍给贫穷老病之人，一份自由支配。三阶宗不尊一切佛像，认为众生是真佛。在道路上无问男女，率皆礼拜。因其教义与佛教其他各宗教义有抵牾，受到各宗的攻讦和封建王朝的禁止，唐玄宗时进行过镇压，武宗灭佛时又受到毁灭性打击，传播300余年后，到唐末湮没失传。

四、长安是中国佛教文化遗存最丰富、价值最高之地

历史悠久、具代表性的佛教遗存，在长安数不胜数。除上面提到的佛教八大宗中的六宗的祖庭在长安外，另有，宝鸡扶风的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唐代八位皇帝六迎佛指舍利，被誉为“皇家寺庙”，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唐代三大译场之一、有着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荐福寺（小雁塔）；被日本真言宗奉为祖庭的青龙寺；曾藏有《大藏经》“碛砂藏”宋代孤本的佛教道场卧龙寺^[8]；唐太宗李世民为其笃信佛法的母亲修建的朝拜场所西五台；玄奘译经圆寂之地玉华寺；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敦煌”的佛教壁塑宝库水陆庵；黑河明珠、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仙游寺；藏有清康熙年间重修的明版《大藏经》6770卷的藏传佛教寺院广仁寺；终南神秀南五台等，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再有，佛舍利及法器文物举世无双，价值连城。临潼庆山寺遗址出土的金棺银椁，西明寺古井中所藏的数百件唐代银器，周至县仙游寺法王塔地宫的隋室舍利，法门寺真身塔下地宫发现的四枚佛真身指骨舍利以及七重宝函、四面十二环锡杖等，无一不是国之重宝。玄奘灵骨所在地的兴教寺至今保存着据说是印度传来的部分《贝叶经》，数量虽少，价值却大。此外法门寺明塔中也清理出普宁藏、毗卢藏的残卷。这些经藏的价值无法估量。

学术界有的人认为，汉地密宗（唐密）其兴也速，其衰也快。他们认为在武宗毁佛后，唐密已临绝迹，甚至有人说，唐密已完全被日本人学去，汉地已无密宗高师传法了。但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新材料表明，晚唐甚至之后的汉地密宗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势力。法门寺地宫文物，基本上是晚唐时懿宗、僖宗在874年最后一次迎佛骨时所供奉。

五、长安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自汉迄唐，从印度及西域各国前来长安弘法的高僧代不乏人，仅就可考者言之，总数就有40余人。赴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及经此赴印的海东（朝鲜半岛）僧人也有30余人。这些人回来后多留居长安弘法，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竺法护、玄奘、义净等。^[9]他们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古代朝鲜、日本前来长安求法请益的僧人计有六七十人之多，他们的足迹北及坊州（今铜川市），南至汉水、商山，其中又以长安及终南山为多。这些僧人，有的学成回国，有的终生留居中国。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中的六家，如空海、圆仁、圆珍等都是来长安求学，并带回大量的经文文物，对日本佛教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居住习法的数十座寺院，成为韩、日两国僧俗向往、寻根、巡礼的圣地。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长安佛教文化遗产极为丰厚，它有极其重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旅游价值、社会价值及巨大的经济价值。也可以说，像长安这样有分量的佛教文化遗产，在全国各个省市中是非常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临潼庆山寺金棺银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