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真实与虚幻：探讨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

2024-07-2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对“西化”一词细思索其内涵其实并无不妥。西化之真实且对他国可供运作的意义仅仅在于:它只是一种文明发展方向而绝非某一国所走过之具体道路。这是由西方世界所塑造并致所有民族不得不仿效之当代文明，根本有别于农耕生活方式的人性底蕴。

37.真实还是虚幻:第三条道路

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从所形成的制度到价值体系方面，都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和抵牾，它们只能是分别适应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人类先在的精神只能靠精神化的物质生活方式支撑，群体的文明进路也只能是在文明的底蕴之上展开——什么样的文明进路就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底蕴。中华民族一百多年屈辱、痛苦、曲折地摸索西式现代化的艰辛历程——我们付出了多少鲜血、生命和巨大物质损失的代价，难道还不能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吗?我们不可能割断自己的历史去走一条快捷便当的小道，但我们总该从汩汩血泊折射的惨淡影像中看到点什么吧!

中国今日许多学者对“西化”一词似有过敏症，一提“西化”便似乎浑身不自在。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另一情结在于“中国人是在不十分了解西方的情形下开始学习西方的，是在西方的枪口交逼下走向现代的。而那些代表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人士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偏爱和熟稔与他们对西学的热情和了解是不能以道里计的。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连续发展而不中断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它的子孙对其偏爱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偏爱既可成为爱国主义的情感动源，也可能积成抱残守缺不思更张的文化自大狂的心理定势”^[1]。人们在现实生存中每当一陷入困境，便习惯性地会从自己所熟悉并为之骄傲的历史中寻求支持和帮助。这种充满文化情感与民族气节的思维方式，虽然十分自然但却并非理智。

对“西化”一词细思索其内涵其实并无不妥。“西方”亦并非铁板一块，美、英、德、法、日在政治地理上均属西方的范畴，但各国之间在文化及政治制度上却差异甚大——各走了一条适合于自身国情的西化之路。西化之真实且对他国可供运作的意义仅仅在于:它只是一种文明发展方向而绝非某一国所走过之具体道路。西化并非是要也绝无可能直接模仿某一国的地域文化或翻版某一国的具体制度——既非英美亦非欧陆;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走过之路，对他国来说都不可能重走而至多只能提供一些借鉴。文化及活的制度都是无法拷贝的，至多不过是需了悟和把握推动西方文明之长足发展以及大规模扩散的根本动力——个人本位和自由进取之精神，以此作为发展本土文化及制度的导向性观念坐标。这是由西方世界所塑造并致所有民族不得不仿效之当代文明，根本有别于农耕生活方式的人性底蕴。

英国当代学者哈耶克就西方文明的精髓及非西方国家的西化误区深刻指出:“然而在西方的历史上，恰恰是这种对自由的信奉，使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够导致文明之发展的力量，并使西方文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因此，那些来自较不发达国家的、承担着其人民传播理念之使命的人士，在接受西方训练的过程中，所习得的并不是西方早先建构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发的各种替代性方案的梦想。”^[2]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发自西方。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对人类命运有着深切关怀的人道主义者，深深同情19世纪中叶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后期欧洲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急于寻找一种有效手段予以迅速改善;阶级斗争学说、国家学说和暴力革命学说的产生，均有其历史阶段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至少在马恩所生活的工业革命之早期时代，似乎还完全不能看到资本家愿意通过协商方式向劳工们出让既得利益的现实可能性。

马恩为19世纪欧洲无产者(工人们)所设想而并未行通的——通过暴力剥夺有产者而最终达至共产主义之乌托邦式的奇特道路^[3]，却被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真理全盘化入了亚细亚的东方;不能创造增量财富的农耕社会欲解决土地的均平问题，本身就长期倚仗暴力——西来的“工人暴力说”呼应于本土的“农民造反式”，便也轰轰烈烈成就了一个土地革命的新中国。中国20世纪的历史，便是另一种意义西化的历史;没有异质文明的进步性或反面性作为比较或借鉴，哪来的以均平为基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现实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已为后世中国奠定了基本格局——只需要再将“旧”民主主义置换为农民阶级所需要的“新”民主主义)?宏大精深自成封闭体系的中华文明，永远都只会是在黄土地上往复折腾。

就尚处于前现代向现代化过渡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而言，要紧的是建构而非解构——对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工商业文明的定位及相应制度的完善性建构(所涉问题自鸦片战争后170年的进路中并未真正解决)。当务之急应当是自下而上按“现代性”的内在诉求，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匹配且中国国情化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根本无可能在“专制加奴性”的传统文化氛围中生成。就当下中国各种紧迫问题而言，其主要的参照性知识不得不更多是“以西方解释中国”(但又不应简单照搬)，而非是“以中国解释中国”;再放开眼界，却又只能是“以世界解释中国”(多想想印度、埃及和巴西所走过的道路及现状)，进而“以世界解释世界”——人类终将克服几千年文明史来总是以自己及本族利益为基点之思维惯性。

时下中国人文学界从西方“后学”中学来一句非常时髦的经典语句——“任何知识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话没错!只不过应该说这是一句由于置放场景的错位(西语中说)而显空泛且易引起误导的废话——将我们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引入一种封闭的乡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框架之下;进而还有人提出“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的口号。这“地方”，既可以指一个乡村，也可以指一个地区，还可以指一个国家，当然也还可以指东方西方;而究竟具体指称什么，也许就是所谓的语境问题。置于对未来文明及基本制度构造的语境中，可以认为:这个“地方”应当是指整个地球——任何有意义的知识都只能是一种全球性知识!

对“后学”在中国的泛滥现象，易丹先生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分析，他指出:“从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学术领域的‘殖民’并没有取得人们所希望的成果。……普遍价值虽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遭受了普遍怀疑，但整个社会仍然被套牢在对普遍价值的追求之中……普遍价值和本质主义的拷问之所以有力，并不是因为它们属于更加强大的权力制度和话语系统，也不是因为它们身后有着长远的历史积淀而显得特别的顽固不化，而是因为它们涉及到的东西对于每一个生活于这个拥挤星球的成员来说都不可避免。毕竟，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和他们的西方师傅一样，在经历了话语狂欢之后，还不得不在最基本的伦理学和人类学意义上承认: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4]

在理性上我对李慎之先生的一段话深有同感，“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普世文明终会出现，但是几十年、一二百年对人类的文明史只不过是一瞬间。人类是否还要流血流泪再走过一段满布荆棘的道路才能通到开满玫瑰花的芳草地呢?”^[5]文化虽然是不可复制的，但文化本身却的确是一个互动、整合并逐渐汇成一种为各个民族所认同的主流趋势的过程。毕竟我们都属于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同一种生物(不同肤色的人科动物)，毕竟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生理结构和精神潜能，毕竟我们所面对的是越来越趋同的物质生存环境(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对地球环境改变得实在太多也太趋一致)，毕竟人类各个民族年轻的一代有着越来越现代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毕竟我们所有人最终都将懂得如何用精神去理解“我们”和“他们”的存在。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毕竟——“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

当人类文明从依赖单一的平等价值观念而维持秩序(此为人类所走过的所谓第一条道路^[6])，发展到带有规模化的平等与自由双向价值的冲突时代(此为第二条道路)，我们便不得不承认全人类几千年薪火相传的所谓文明，的确是进入了一个更为高级的阶段(尽管仍然充斥着暴力、仇恨及各种弊端)。而一旦穷苦百姓们能够真正感悟冲突中所隐含的物质及精神的美妙，并在制度设计上找到能够大致化解冲突之有效手段(民主政制)，人类的文明便再无可能回头重走!令东方世界的穷人们真正所向往的，是西方人非常舒适极为“现代”的物质生活方式;而对夹杂漂浮于其间的种种美妙价值，却也不得不最终全方位地领受和实构。(www.chuimin.cn)

每一群体乃至每一国家，其历史、现实及未来的连接，本身就是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世界上有着千千万万的路——谁也不可能简单模仿别人所走过的路。但就人类普适性文明之路而言(狩猎时代略去不计)，基本的道路却只有两条——东方的农耕文明之路和西方的工业文明之路;两条基本道路又分别是由不同群体、不同国家所走过的具体小道紧紧并行汇集而成(小道之间且有交叉与并合的现象)——远观似为走在“同一条大道”上(无数并列的细线远看为一宽大的粗线)。人类一万年来所走过的第一条道路已快到尽头，从这一道路上分岔而出的第二条道路，终将成为人类今后岁月的唯一之路;并且，但凡走上第二条道路的国家，均系从第一条道路通过艰难努力铺设自身之独特辅道，进而拐上第二条道路的。每一群体每一国家，都只是人类文明始终具有且不断加速之趋同化的一个部分。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些学人憧憬的所谓第三条道路，至少现阶段在中国一国之范围内完全没有可能存在。

未来岁月中始终需要我们不断思考和解决的基本问题，仅仅只是:如何从第一条道路自觉地少折腾地真正迈上第二条道路(我们今天很大程度仍然处在一种不自觉之中，身不由己被世界大趋势拽着走)，如何开辟出一条有效连接两条大道的过渡性辅路?具体说来，在世界资源的紧张格局及具体国情下，在未来的发展中对平等与自由之间此消彼长的冲突，该如何调适和衡平?

【注释】

[1]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页。

[2]〔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导论第3页。

[3]但应承认的是，19世纪欧洲无产者局部的暴力革命(如巴黎公社)和不断的罢工破坏，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家的思想理论，对欧洲社会后来的大规模改良及矛盾的缓和，起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4]易丹:《失败者的话语狂欢》，载《读书》2001年第7期。

[5]转引自〔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

[6]这里的所谓道路，系“五四”以来学者们对人类文明进程所作的一种比喻。相对而言，农耕方式下处于弱势的东方文明为人类走过的第一条道路，工商业化且强势的西方文明为第二条道路。中国学者们由于无奈于自身文明的软弱与衰落而又痛绝于西方列强的野蛮和骄横，便试图在两者之间或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内心深处对西方文明仍持一种抗拒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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