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民主与中西文明的对比

32.民主与中国问题

如前所述，民主、宪政、法治及言论自由的实现，是以一个族群中多方力量的觉醒和参与为前提的(早期总是以在制度夹缝中率先致富的小群体为主导)，需要自发形成或刻意营造一种自觉、自立、自为的公共对话空间;若在一个经济贫困和文盲居多的国度里奢谈言论自由，无异于“为牛弹清角之操”。以孙中山、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先行者们，其“急功近利心态所造成的在宪政基本问题上的实用特性，是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基本品格之一”^[1]，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屡遭失败的一方原因所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张牙舞爪的西方列强以枪炮彻底轰碎了中国的国门;“刀枪不入”却被打得血肉横飞，但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明与生活方式——古老的帝国煎熬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中。工业文明的起步在农耕格局下异常艰难，西式技艺堪如洪水猛兽——毁田动山、惊祖扰神，伤风败俗、夺民生计!失败、屈辱、抗争、图强，其间发生了多少次的重大变革——从洋务运动将西方器物文明的被迫引进，再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对西方制度文明的借鉴，实践证明缺乏文化的底蕴仅靠器物和制度的模仿，并不能改变中华民族所遭遇的现实厄运。挫折之中思想家和革命者们便不由转向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和讨伐(一般认为文明由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次构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力图从根本上清算中国传统文化并真诚地从西方迎请“德、赛二先生”(其实清廷的保守派们早已预感到将产生之全盘颠覆意义)。

但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古老民族，要在文化、观念及真实意义活的制度上进行转变，实在是路途遥遥艰难万分;一百年来除少数思想者弄潮儿外，混乱时局中始终未能形成一个源自切身利益而真心迎受新制度的强势群体(商人们更多只是利用制度间隙从中牟利)。在历史上频频不断改朝换代榜样的诱惑和崇尚权威心态的作用下，中国近现代所演绎的这段历史，可以将一个大家欢欣鼓舞、发自天真烂漫热情建立的“民国”，从里到外再次捏合为一个专制集权的现代式帝国，但却不能容忍将一个古老的帝国平稳渐进地演变为一个“民们”自己做主的共和国。撼泰山易，撼祖宗之法难!此乃华夏土地上农人们代代生存之根本——何时才能彻底改变!

时下一些人还天真地以为:辛亥革命真的是推翻帝制走向了共和。不要忘记:到我们这代人都曾还心潮澎湃群情激奋，狂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中国传统的帝制是扎根在几亿臣民心中的——欲彻底推翻帝制，除非人心死绝!在中国搞宪政立共和，犹如让乡土农人换西装住洋房——何时才具可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更多源于对西式“民族国家”的刻意模仿，却也另击要害将“平均地权”定为立国之本——但两者在当时条件下皆无实现之可能。中华历史之平民性语境，难道其主流真是“排满”的吗(西周时期确有“中”与“边”之别，但后期却已扩展为“天下”——鲜卑人蒙古人满人都照样能打理中国;而相对富庶的南方地区在政治上却长期积弱，延至近代在西式贸易的熏染下才开始逞强)?真实的皇权制度，其实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国民心态;只要能劫富济贫均田地，谁做皇帝都是万岁爷!制度由心态造就，心态又由生存条件凝结，哪是几代人能推倒改变的呢?革命本身并不可能造就真实运作的制度，不过是为变革做些必要的宣传和铺垫(更多却是为另行专权换个新包装)。

历史不可重走但却可以反省。在几亿农业人口和必须倚赖权威维持土地均平秩序的国情下，以老百姓最少受灾难且能够点点滴滴改善生存状态为标准，迄今为止可走或应走之最优道路皆为渐进式的改良(“百日维新”亦显过激)。陈独秀先生在此问题上一生摇摆痛苦不堪——辛亥革命一夜间推翻帝制所造就的局面，却让后世几代子孙为之重补和解乱。对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中学与西学体用之争”，现在回头来看，“中学为体”，乃系一种非常无奈不得不迁就之历史必然(“中学”并非仅指三纲五常一类的圣道，而是可扩展理解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与国情——尽管保守派更多属于一种利益使然而未必有此远见胸怀)。启蒙与救亡，在中国近代语境下本属一对悖论，却也被革命家双双挥舞全力追捧，其带来的尴尬与混乱也就不可避免。所谓启蒙，不过是须领悟并接纳西方文化——个人本位自由进取之人文精神与民主宪政法治之制度要义;而救亡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从根本上所能“亡”掉的，却恰恰只会是这些精义的反面——专制集权一统天下的国家制度(不会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结果自然是非但“蒙”不能开启，且旧秩序被砸烂新制度却俨然以“西装皇权”的面目再现(至多换套“中山装”)。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20世纪70年代末，多灾多难的中国再一次被迫打开了国门——否则便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先生非常英明地倡导“改革开放”——几千年的集权体制在关键时刻总是寄望于明智的领袖。国门洞开我们惊奇地发现:外面的世界似乎比我们先辈们一百年前“睁眼”所看到的——更为精彩，坚船利炮一类的杀人玩意早已不再是西方列强的形象，满世界嚷嚷的是移动电话、手提电脑、航天飞机、迪斯尼乐园和可口可乐。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经济和物质文明，再一次将中华民族从另外一种迷幻与梦觉——“世界革命的摇篮和中心”的自我陶醉中惊醒。信息时代我们倒是比祖辈们更真切更恐慌地意识到:我们已经从“天下的中心”实实在在被挤到了世界的边缘。巨大的失落之下刺激我们一再二再、盲目瞎干“大跃进”式地穷追猛赶。

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是需要观念和精神作先导予以启动的，人类生活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以灵感的发现为前提，现代化的进程也只能以现代化的思想为底蕴做支撑——而这一切又都必须落实到群体中绝大多数成员身上!90多年前“五四”的先辈们便十分无奈地意识到这一点，力图在文化或文明的改造上有所作为(尽管采取过激方式，但收效甚微)。而时光流逝斗转星移天昏地暗，身处21世纪的一些学界精英们，却摇头缩尾回归故里放肆论证“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甚而后现代性。

中国近现代170年进程中所建立起的全部制度——从国家结构、政权设置、政党建制、经济体制、法制模式，到警察、医院、报刊、学校等一系列具体制度，无一不是西方或俄国的舶来品。模仿移植的过程中失去了许多其本原意义的东西，充塞和支撑起各种制度的文化意蕴却依然是本土的平等观念和权威意识。而真正意义的所谓现代化，其要旨或本质不过是在一种共时性的乡土背景下，对自身文化及制度的反思、转换与重构。不能真正理解和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一点，我们所进行的任何“共和国”的建设和“现代化”的努力，都将或是徒劳或是延怠或是破坏(虽然这其中也有从混乱中找寻“进步”的另一面意义)。世界近代史上与康熙皇帝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以铁血政策推行西式改革，“他用野蛮制服了俄罗斯的野蛮”(马克思语)，但俄国最终还是未能平稳顺利地走上西化之路。而斯大林长时期的个人独裁及有效统治，也不是简单地以“暴政维持说”能予解释。

从历史之长过程看，西方的政制(始自希腊城邦)更多是在小范围内由“英雄们”自上而下所构造(一种变异或特例)，而东方的制度则完全取决于广袤土地上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西式民主实质上是建立在维护少数富人利益且对外掠夺他族资源基础上的，而中国制度转型之早期，靠权力及“转型”迅速暴富的阶层，其实并无变革的动力反而沦为既得利益集团;仅着眼于上层制度之所谓改革，其最终结局不过是各种新老集团之利益的再分配——且倡导与推行者总能从中分得一杯羹。辛亥革命100年来之曲折历程足以说明:在中国急于自上而下推行西式民主，只会给几万万国人带来权力真空的大混乱大灾难!割断历史急于装潢新制度门面的领袖们，真能有效掌控和切实管理中国的日常生活吗?真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定和富庶吗?一些西方人亦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他们真的希望后发国家变得富强同他们一起挥霍地球资源吗?

西式民主之东方误区，使绝大多数后发国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一大批知识人总是痴痴地寄望于“运动”、“宪章”和“唤醒民众”(至多能唤出几个阿Q式的异类人物)。但事实上究竟该谁唤醒谁呢——老百姓其实格外清醒只是受制于生存条件不可能想入非非。而书生们总犯困于白日梦——人生苦短，来日不多，谁都想在有生之年轰轰烈烈成就一番恢弘事业;鸡零狗碎、鸭毛蒜皮，伟大的抱负如何能够与之对接?一些知识人为中国制度转型所设想的种种应然道路，总是按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西式理想而非乡土农人的心态去铺就!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面临的是农耕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的陡然转型，是皇权至上向平民本位的根本嬗变(参见第6节)，而非任何其他!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任何政制之根基都在于基层权力形态的凝结。乡土中国之民主，只有化作日常人心才可能真实造就;自下而上，才会是中国式民主自己所应去开辟的道路——就像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乡村建设所付出的努力。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若都能这样行动起来——顺应老百姓现实的利益诉求并适当加以引导，做一些让贫民们可切身感受、可即刻显现实惠的新制度建设工作，则终将汇聚成一股真正能够改写中华历史的巨大力量。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生产力在人们急于发财致富意识驱动之下，摇摇摆摆仍然得到长足的发展;物质生存方式的极大改变反过来又促使人们的价值观不断裂变，新的理念一点一滴渗入整个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之中——中国由此进入一个全民求富的梦想时代(虽然大多数人注定不可能实现梦想)。千千万万的民众(不再只是思想的先驱们)开始有了权利意识和竞争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下是不允许竞争的，它会破坏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不再相信神仙皇帝而真正开始依靠自己，不再迷恋暴力或革命而致力于改良——以个人生存环境的快速改善为具体目标，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才真正开始了领悟和接受个人本位和自由进取精神的新时代。一百年来几代中国人为之流血奋斗的所谓民主宪政法治，也才真正开始书写最具实质意义的新篇章。(www.chuimin.cn)

宪政之核心意义在于“限政”，法治的最要害(要命)之处在于“治官”(传统的法制在于“治民”)，而民主之要义则可以理解得更为简单——不过是让大家都能表达不满且表达后真有人理睬。当今中国，在全无可能建立起西式民主制度的国情下，承认和保护公民议政监政的言论自由权利——主要方式只能是付诸公开透明的公共媒体，对防止通过既往渠道上任、已经获取既得利益的官员们的谋私与腐败，宣泄社区中民众们随时可能出现的对立与不满情绪^[2]，具有极为重大和非常可行的现实意义;日常性的监督权远远重要于形式性的选举权——这才是能够真实运作的最高权力。既定官制下它更多只需要的是——英明、强势而又大度的领导人之政治智慧与开拓勇气!这也许是一条后发国家走向民主的快捷便道，既承认既得利益又防微杜渐警示腐败——并不需要大规模进行政体及选官制度的改革(想想北非“茉莉花革命”的教训);将官员们任何细小的违规动作，随时予以“公示”并必须作出回应——千夫所指，或转为“圣人”或化为“土灰”!^[3]

在今天农业人口居多、生产力水平依然低下的国情下，“农业真难、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的所谓“三农”问题，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问题”最为棘手的方面(所有的后发国家如埃及、印度，都面临几乎同样的问题)。但尽管这样，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中国农村由古代时期在国家一统秩序下的乡绅之治，转向村民们自觉自为的民主之治，实乃当代中国的政权结构自下而上理性变革之必然与必要。“外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破坏乡村自组织能力的。民主是外来的，但却是建立乡村自组织能力的一种手段。……民主为秩序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并将村庄纳入到国家体系中来。”^[4]进一步思考，如果能够真正理解农耕方式下家庭、家族同国家之间，自下而上一脉相承由地缘血缘衍生串构一体的实质联系(参见第5节)，便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做到乡绅之治或乡村自治，之所以国家政权机构自上而下在形式上只设置到县并不派驻乡村的奥秘所在。无孔不入的宗法组织系统已更全面、最有效、更合法地行使着国家基层政权的职能——“国家”本来就是在乡村中长大并由乡村源源不断输送养料的;“县”以上则由于地缘血缘宗法系统的模糊化和边缘化(须对不同姓氏的家族进行整合)，不得不设置上传下达的衙门机构，以维系广范围大一统“国家”的存在。

正视并深刻领会这一点，才有可能对走向工业化、信息化、民主化道路之明日中国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有一种较为准确的预测及合理的阶段性安排。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乡村与城市、农民和市民的种种利益紧密交织而又直接冲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古代社会乡绅之治的基础性结构，已经从根本上正在被颠覆和瓦解;一种与民主政制直接相联系的协商与平衡机制——乡民自治，必将取代传统意义之乡村自治。

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制度调整磨合到今天，终于形成较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有利于种地者的局面——人人都有了一块能够维持基本温饱的土地，且不再缴税纳粮;虽然缺失了效率甚至正义(毕竟“均平”总是靠强权予以实现并维持)，但毕竟多数人的生存更为根本——为了大家都能相对和谐地活下去，其余的都只能让路!时下在各种矛盾的动荡冲突中之所以尚能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对土地格局事实上仍保持着一种均平状态，使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们(相对而言，城里人属于既得利益者)，在任何艰难困苦之下都存有一份实实在在的倚赖——大不了回家种地去(其实许多人都不可能再回去)!这是在今日中国，人心能够平静，社会大体和谐，不致重蹈历史覆辙的最根本保证!

2011年夏天，笔者分别在从呼和浩特到鄂尔多斯、成都到南充、九江到南昌的汽车上，望着公路两边的一栋栋新建农居和分割得较为零碎的田地，不断有所感悟:中国农村若能长期维持这等格局及小康水平，社会便也能保持基本的稳定!今后几十年内，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们并不能真实地获得城市居民身份的前提下，必须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个人占有，不得转让”的既定格局;哪怕损失一些效率和产量，也千万不可按西式的土地绝对所有权盲目改革(这在深层次上仍然隐含着平等与自由两大价值的冲突悖逆)!^[5]

【注释】

[1]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页。

[2]此为近年来在各地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多数不呼而应的参与者个人的行为动机——本与事件起因毫无关联，但借机宣泄自己长期被压抑的愤懑情绪。

[3]据报载，浙江嘉兴一位市民近年来在网络上，不断揭露官场腐败及与民生相关的不良现象。在他的努力和网民们的呼应下，一些问题很快得到整治。2011年在嘉兴市纪委举办的首届反腐倡廉影响力人物评选活动中，其以网民身份入选十大人物之一。

[4]参见姚洋:《村庄民主与全球化》，载《读书》2002年第4期。

[5]笔者在庐山游览“美庐”别墅时听人介绍到:该房系宋美龄个人当年从他人处购得的私产(与蒋政权的财产无关)，其晚年时曾向内地有关方面特别强调此事，被承诺将代为妥善保管。我听后直犯疑:若此房真还属宋的私产，那其他人的祖屋呢，土地呢，全中国的类似情况呢——这历史的“糊涂账”究竟该怎么算?私有制之自然发展，其结局一定是巨大的两极分化——多数落败的穷人又该作何生存呢，他们为什么总是会称“造反有理”呢(尽管富人的财产并非都是靠强取豪夺而来)?这世上真该存有绝对的、永恒的私有制或所有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