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对中共思想理论的重要贡献

李达对中共创建的思想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共的创建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最完整的理论形态，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决定性因素，是引导革命胜利的根本条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无产阶级才会有严格的科学的世界观，才能建立起本阶级的先进政党，也才能保持和发挥它的先锋队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不例外。

正因为如此，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创建共产党的活动中，首先着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传播。李达同志正是这样。他是一位播扬马克思主义火种、照耀人民前进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侯外庐语)。当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他同其他共产主义先驱者一道，以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为先导，从思想理论武装着手，不断扫清建党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不断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极可宝贵的突出贡献。

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锐利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哲学基础。李达在唯物史观理论的传播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给中国劳动者运送革命的思想武器，李达在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这是他的第一本哲学译著，由中华书局于1921年5月出版。他在“译者附言”中说:“这部书是荷兰人郭泰为荷兰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凡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的人”，“至少非把这本书读两遍不可”。这部书是李达用德文本和日文本两书对照译的，“可算是完全译本”。在“唯物史观要旨”这篇附录中，李达对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重大意义作了扼要说明，并着重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主要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和恩格斯1888年1月为出版《共产党宣言》英译本所写《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最精辟的论述辑录在一起，这对我国的先进分子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中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很有作用的。在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极其缺乏，一些先进分子包括某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情况下，《唯物史观解说》这部译著的出版，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无疑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正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署名文章评介所说:“一部重大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不是思想界一件小事。郭泰底《唯物史观解说》现在经李达君转译成我国的文字，我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中除我以外，一定还有许多人感谢李君为他们做完了这件工作。”^[1]这部译著直至1936年8月，共印行了14次，足见影响之广和影响之大矣!

为了提供创建党的哲学基础，李达在其早期论著中就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曾作了专门论述。

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李达指出:“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2]

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规律。李达着重指出:“依唯物史观所说，新社会的组织，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制度发达至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制度自己掘自己的坟坑。可是某种社会形式中固有的生产力，若在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期限以内，决不会倒灭的。这种社会形式发展的结果，内中新生产力的利用和发达，当然要与这社会形式发生冲突。资本的独占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于是生产机关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遂与资本主义不能两立，而新社会的组织于是起来代替了。”^[3]在这里，他不仅说明了社会发展是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关于社会革命的根源。社会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经济领域，李达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4]这就是说，任何社会形态的变革，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他在阐述社会革命的经济根源时，还批评了那种把实现社会变革的物质条件同人的因素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若说资本制度的解体是资本集中的结果，则由旧社会转移到新社会的途径，完全可以离却人的精神要素和意识的行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变为机械的史观了。若是这样解释，社会党无须干社会革命，只听资本主义自然发展好了。社会主义者也无须鼓吹革命，只努力去开发实业好了。”^[5]依照李达的科学结论则是:“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注重现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6]可见新兴的无产阶级是变革现代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

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李达也进行了充分肯定和广泛宣传。李达怀着满腔热情讴歌劳动者和劳动创造世界的伟业，指出:劳动者“有和太阳一般大的原动力，投热于地面上，没有他的时候，人类一天都不能生存”。^[7]“现在是劳工神圣的时代了”^[8]，“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者”，“万物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9]剥夺剥夺者是天经地义的。

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十分完备而严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它包括马克思主义一系列根本问题，诸如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真谛、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必须予以正确回答的重大问题，也是革命人民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李达根据自己当时所能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此都给予了旗帜鲜明的答复，也作了比较完整、准确的论述。

关于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真谛。李达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有关原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旗帜鲜明的解说。他指出:“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组织自由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10]“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11]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李达考察社会主义时，不仅把它看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且把它看做是无产阶级为了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奋斗的现实的运动，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用种种的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12]为了识别真假社会主义，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他特就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概括之后，强调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13]他的这种精辟概括，从根本原理上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李达分析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两大敌对阶级的形成和斗争，明确指出:“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人类的历史(自有阶级以来——笔者注)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14]梁启超声称要“唤起”资本家的“觉悟”去“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以缓和劳资两阶级之矛盾，企图使社会主义运动纳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轨道。对此，李达尖锐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是要“完全撤废”资本家“私有财产”这个“现社会中万恶的根源”，而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只是“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劝诱”资本家“宽待劳动”，只能使劳动者永远“呻吟于资本家的掠夺支配之下”，他们“宽待劳动者”，“即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15]但“就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而论，不论本国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仇敌，总要尽力扑灭他;也不论在本国或外国，凡见有掠夺压迫的资本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他”。^[16]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在这方面，李达突出地作了系统的介绍与宣传。他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取政权，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必须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用李达的话来说“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17]，并要“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18]，争得政治统治权。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是:“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即政治统治权——笔者注)，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最终达到“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19]的共产主义社会。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李达认为至少有三种:一是“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要对抗那资本主义的敌国”。^[20]二是“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定社会主义的根基”，“经过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巩固新社会的基础”。^[21]三是“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22]他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以前，为了镇压敌人的反抗和防御外敌的入侵，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也要”、“警察也要”、“军队也要”。^[23]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反对马克思主义，都无不集中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否认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硬说国家是人类互相“仇视”和“相杀相害”的根源;他们无视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硬说二者是一样的。因此，他们标榜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强权。针对无政府主义者这种谬误，李达首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他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指出:“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关。”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国家所以存在，是阶级冲突不能调和的证明。”^[24]据此，李达批驳了所谓“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谬误，指出必须区别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国家。他认为，说资产阶级的国家是特权阶级的国家是可以的，若说无产阶级的国家是特权阶级的国家便不对了。“若嫌特权阶级的国家不好，只好把特权阶级打倒建设无特权阶级的国家就好了。”“若说一切国家都是特权阶级的国家，就不免是独断了。”这就从理论上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他进而指出:“资本阶级的独裁只能变为劳动阶级的独裁政治。”^[25]即资产阶级专政只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李达还阐明了民主的阶级性以及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根据列宁的观点加以发挥，论道:“一切民主主义都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就是阶级的民主主义。”没有一切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对资产阶级说的，而对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则是专政的。“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专制的表现。”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对资产阶级说的，而对人民则是民主的。“所以劳动阶级的民主主义(即劳动专政)要努力把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打破。”“资本主义虚伪的主张一切阶级的政府，而在事实上却是一阶级的政府。所以劳动阶级的革命，也率直的组织劳动阶级的政府，以期实现一切阶级的民主主义。”^[26]由此说明，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是根本对立的，而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则是辩证的统一。

李达所述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对于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避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的侵蚀，纯洁共产义者的队伍，使我们党一开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有着深远的意义。这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扫清了道路。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问题，李达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对为什么建党、建立什么的党以及如何建党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当谈到建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李达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得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由的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因此，“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挥，才有胜利之可言”。^[27]他又说:“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即巴黎公社——笔者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28]并且坚定地指出:“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是重要;即在革命时也是重要的;革命之后……尤其重要。除非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29]

在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李达认为“‘阶级’和‘政党’并不是一样的东西”。^[30]党应该是由“少数有革命精神的”、“少数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成“一个精密的团体”。应该“从事组织、训练”多数工人，并“撒布到全体(工人)中间宣传革命，实行革命”。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巨石，无产阶级的头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人”。^[31]

在党的宗旨、指导思想以及党的纲领和目标上，李达也表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郑重地指出，“国际共产党联盟(共产国际——笔者注)的主旨，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他说:“现在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的权威，就是这个国际共产党。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啊!我们望着这个目标前进呀!”无可否认，共产国际的宗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这个宗旨指出了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的纲领是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他在1921年5月发表的文章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结合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32]

在党的战略策略上，李达认为党的战略目标是“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33]。而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必须有正确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利用黄色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发展革命力量，进行合法斗争，以及充分估计农民的作用等。李达指出，要正确对待黄色工会，因为“共产党的天职，以组织训练无产阶级为己任的，所以一面要组织劳动组合以外的劳动者而加以训练，一面要唤醒劳动组合员而引为同志。”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各组合中组织共产主义的核心，撒布共产主义种子使它发酵起来”，促使“黄色组合都共产主义化”^[34];也要正确对待资产阶级的议会，“共产党人若是抱着革命的目的跑进议会去，利用议会而不为议会所利用，定可得到很好的成绩”。共产党人应当利用议会讲坛和资产阶级的报纸去“宣传主义”，“揭露资本阶级政府的虚伪，陈述资本主义的罪恶，宣布共产主义的好处，唤起劳动阶级的自觉”^[35];尤其要充分估计农民的作用，他认为，社会革命，工业劳动者“非与农村无产阶级结合，就不易成就”。即使在西欧各国，“社会革命最初实应联络农村中这种半无产阶级，至少也要运动他们严守中立，才可能减少阻碍力”。^[36]李达所阐述的这些基本观点，为我党初创时期制订正确的战略策略奠立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关于共产党应该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著名口号，也是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发出的庄严而伟大的号召。它一直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者和劳动人民为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坚持不懈地团结战斗。李达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就大力宣传了这个战斗口号，他斩钉截铁地指出:“世界的趋势，是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必须灭亡的。”^[37]“但资本主义的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38]所以，“中国社会运动者，要联络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在社会主义上会合。”尤其要“联络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图巩固的结合，为国际的行动，与世界资本阶级的国际行动对抗”，^[39]要扫灭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又说，中国的“劳动者要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平等，就首先要团结起来”，并和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兄弟们携手，“对国际资本阶级为最后之奋斗”，“达到真正解放之目的”。^[40]

在中共的初创时期，李达广泛深入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了革命者的头脑，推进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在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以改造中国社会为己任，并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41]

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李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就党的思想理论而言，他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地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者之一。在李达的理论活动和早期论著中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无论是来自右的方面还是“左”的方面的错误思潮，他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予以坚决的反击，并且起着先锋作用、骨干作用和核心作用。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同基尔特社会主义即假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还是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抑或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和批判第四国际的“左”倾思潮中，他总是勇往直前，针锋相对，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卓越代表。他在论战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批判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在革命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在黑暗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撒播了共产主义的种子。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这是不大可能的。二是开始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探讨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到两年，他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就指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42]从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一特点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但究竟怎样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划)”，那是要“按照目前中国国情”^[43]来决定的。在那时就有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尽管这种认识是初步的。

诚然，李达早期发表的论著中也有不准确、不精当乃至错误的地方。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如同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他也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未能正确解决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步骤等问题，也分不清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而把整个资产阶级都当做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这几乎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缺陷。这种难以避免的理论上的缺陷，决不能抹杀李达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所创下的重大历史功绩。过去有的回忆录和党史材料说，李达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这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李达在建党前后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充分表明，他不仅没有拥护过什么“合法马克思主义”，而且恰恰是同它作坚决斗争的，是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阐发，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阐发，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证，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是很突出的。他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出了杰出的思想理论贡献。他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

(原载《求索》2000年第5期)

【注释】

[1]泽民:《看了郭泰底〈唯物史观解说〉以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14日。

[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

[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www.chuimin.cn)

[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1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11]《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1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1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1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1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69页。

[1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页。

[1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72页。

[1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1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2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21]《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2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2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2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2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3、88页。

[2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2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2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2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3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31]《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3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3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3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136、136页。

[3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137页。

[3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3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3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3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74页。

[4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4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

[4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