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传统诗学本体论的缺失翻开诗学史,可以看到对诗学本体论问题的形形色色的思考与回答。比之柏拉图,这样的文艺本体论自然更深入了一步。文艺复兴时期的诗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重新阐发。因此,古典主义的诗学本体论实质上是:用虚构和想象自然地合情合理地表现普遍永恒的人性,以展现真理的光辉。18世纪启蒙主义美学家狄德罗的艺术本体论仍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摹仿自然。......
2024-02-02
第三节 解答诗学本体论的新思路
在思考“诗学为什么存在?怎样存在?”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回答,诗学是不是对象性的事物?按传统诗学本体论的思路,是把诗学作为一个不依赖他物而独立自在的单纯客体来看待的,以为诗学的本质就存在于这个“客体”之中,因而诗学的本质也是独立无依的。然而,这一思路本身就不符合辩证思维的方式。其实,任何存在物包括诗学,都是对象性的存在。诗学,只要它存在,就是作为对象性事物存在的,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它是为另一个存在物而存在,作为另一个存在物的对象而存在的。这“另一个存在物”就是读者。诗学如果作为一种客体被考察,那么,它是作为主体的读者的对象(客体)被考察,它是处在与读者(主体)的关系中,与主体的对象性关系中被考察。离开了这种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诗学的存在就是一种非现实的、虚构的存在,一种抽象的存在,一种非存在;诗学的存在与本质也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了。
诗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物,它同主体的关系比自然更为密切。它本身是主体(诗人)的精神创造物;同时,它又必须诉诸另一个主体(读者)。人,作为主体,有着自然的与精神的双重需要,这种需要靠物质和精神产品(对象)的供给而得到满足,人就是在不断追求双重需要(对对象的需要)和实现、满足这种需要的过程中获得其现实存在的。反过来,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之成为人的物质、精神需要的对象,本身又展示、表现了人的自然的和精神的本质力量。这是一种互为对象的关系。马克思以饥饿为例。他说,“饥饿是自然的需要”,“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处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我的身体为了充实自己、表现自己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24)。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审美是人的精神的需要,是人(主体)的精神对某一对象——诗歌艺术——的公认的需要,诗歌艺术作为对象存在于主体之外,是主体为了充实自己、表现自己审美的精神本质所不可缺少的。诗学是主体审美需要的对象,主体则是诗学借以显示自身获得现实生命的对象。马克思关于存在物的对象性的思想,给我们解决诗学本体论难题的最大启示在于,应当从诗学的对象性出发,把诗学同其对象——作为主体的读者(他的审美需要和活动)联系起来思考。说得更彻底一些,必须把读者及其阅读活动纳入诗学本体论的探讨中来。这是解答诗学本体论新问题的关键所在。(www.chuimin.cn)
关于这一思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美学的观点也有值得借鉴之处。萨特(Jean Paul Sartre)在其讨论文学本体论的专著《什么是文学?》中专列一章“为什么写作?”这说明萨特也遇到了我们前边所说的本体论难题,即单问“什么是文学”并不能解决问题,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所以,他改道从“为什么写作”入手研究文学的本质,由此得出极富启发性的看法。萨特从他的存在主义的主体性出发,把世界万物看成存在于与主体的“揭示”性关系中:“我们的每一种感觉都伴随着意识活动,即意识到人的实在是‘起揭示作用的’,就是说由于人的实在,才‘有’(万物的)存在,或者说人是万物借以显示自己的手段。”(25)在此,我们不要轻易地给萨特扣唯心主义的帽子,因为他并未抹杀万物的客观实在性,他只是说“我们是存在的侦查者”,而“并非存在的生产者”(26)。但是,万物只有在被主体“揭示”时,即与主体发生对象性关系时,万物才真正有意义。把这样一个主客体关系的思想应用于文学,萨特发现有两种情况:一是主体(作家)在创作时,主体成为高于一切的本质性的东西,而对象(作品)则降为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二是主体在知觉(观赏)时,对象(作品)就上升到主要地位,主体自身则降为非本质性的东西。所以,“在知觉过程中,对象居于本质性地位而主体是非本质的;主体在创造中寻求并且得到本质性,不过这一来对象却变成非本质的了”(27)。萨特认为,这一辩证关系在文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文学对象是一头奇怪的陀螺,它只存在于运动之中。为了使这个辩证关系能够出现,就需要有一个人们称之为阅读的具体行为,而且这个辩证关系延续的时间相应于阅读延续的时间。除此之外,只剩下白纸上的黑字”(28)。这段话包含着四层意思:第一,文学的本质性需要读者的阅读行为来体现,就是说,文学的本质只有读者方能“揭示”出来,因此,文学本体论绝不可离开读者来考察。第二,文学的本质性主要不体现在同作家的关系中,因为作家在创作完成后,作品对于作者仍然是主观的东西,仍然是主体性的成果,因而本质仍属于主体,唯有当作品作为读者阅读的对象时,文学才获得其本质性。第三,文学的本质性体现在“阅读延续的时间”中,换言之,文学的本质存在于阅读的过程中,离开了阅读过程,文学的本质就无以依附。第四,说到底,文学离开了读者的阅读,就不再是文学,“只剩下白纸上的黑字”了。文学只是在阅读中,在阅读时间的连续中才成为文学的。由此可见,萨特是把文学的本质紧紧地同读者联系在一起的。读者成为把握文学本质的钥匙,成为文学本体论不可分割的一个根本方面。萨特的文学本体论就是以研究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为中心的。“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很简单地回答:“为读者而写作”,那就还未上升到本体地位,但萨特把文学的本质性系于阅读,把阅读过程看作文学的存在方式,这就具有本体论意义了。萨特的文学本体论的存在主义理论基础固然不足取,但他关于文学为什么存在、怎样存在的本体论思考却是辩证的,同马克思关于“对象性存在物”的思想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无独有偶,当代现象学美学的重要代表米盖尔·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关于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的论述,同样是把观众纳入本体论范围的。众所周知,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Husserl Edmund)是把“意向性”作为他哲学思考的中心概念的,他借助于这个概念,把主客体二元对立关系统一起来了。所谓意向性,是指客体的显现、展露总是与针对客体的主体意向密切相关的。所以,在客体、主体、主客体关系中,客体与主体的意向性关系是第一位的。所以现象学的对象就是“思维——对象”的整体结构和“客体——主体”的意向性整体关系。意向性构成了主客体关系的中介。在海德格尔那儿,“意向性就意味着自我揭示的‘存在’的意向——这种意向,就是揭示‘存在’——它刺激主体和客体去自我揭示。主体和客体仅存在于使这二者结合的中介之中”,这样,在杜夫海纳看来,就使“现象学变成了本体论”(29)。意向性的本体论意义不在于它本身的“存在”,而是把主客体联系在一起,“它永远表现客体与主体的相互依赖关系,然而,主体与客体都不从属于某种较高级的东西,也不消失在使这二者统一的关系之中”(30)。杜夫海纳认为,本体论的现象学应当从主体的知觉(意向性的一种“原始形式”)层来描述主客体的相互关系,“只要分析知觉就能最清楚地说明意向性概念中所包含的主体与客体的特殊相关性”(31)。所以,如果分析审美对象的本体特征,就须从审美知觉入手。他把审美对象看成是审美知觉的意向性与文学艺术等对象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审美对象即“灿烂的感性”。“感性”不纯是主体知觉,也不纯是客体的显现,“感性是感觉者与被感觉者的共同行为。首先,这可能意味着审美对象只有在知觉中才能完成。”这里,杜夫海纳的意思是,审美对象(如文艺作品)之所以成为审美对象,不只在于它的客观美的特质,也不只在于观者的审美知觉,而在于两者的结合。审美对象不是纯客观的存在,它只存在于观者的审美知觉中。譬如,艺术作品呈现在一个无艺术素养的人面前,“艺术作品还没有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观众不仅是认可作品的证人,而且还是以各自方式完成它的执行者;要显现审美对象就需要观众。”因为,“审美对象的存在就是通过观众去显现的”(32)。这样,杜夫海纳就与萨特一样,把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存在”看成依附于观众的审美知觉,靠着审美知觉的意向性,文艺作品才显现为审美对象的。这里,我们不要误解,以为杜夫海纳否认审美对象和文艺作品的客观实在性。不是这么回事。他举了一个例子:当博物馆的最后一位观众离开后,是否画就不再存在了呢?他回答:“不是。它的存在并没有被感知。……我们只能说:那时它再也不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只作为东西而存在。……也可以说它作为作品,就是说仅仅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33)杜夫海纳很清楚,文艺作品在离开观赏它的主体,离开审美知觉(意向性)时,它还存在着,但只是作为一个事物、东西、实体存在着,充其量只是作为一个可能的审美对象存在着,而不是作为现实的审美对象存在着。依此类推,诗歌在离开读者的阅读时,它也只是一堆白纸黑字的存在而已,它至多只是有可能成为诗歌作品(审美对象),而不是作为现实的诗歌作品而存在。诗之为诗只能现实地存在于对它的审美阅读中。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的现象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老师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然而保留了现象学通过意向性这个中介把主客体的统一关系上升为本体论的合理思路,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文学艺术、审美对象的本体论难题,赋予处于审美状态的主客体关系以本体论地位和意义。从马克思到萨特再到杜夫海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答诗学本体论新问题的新思路,那就是:不应只孤立地静态地探讨诗学的本质,甚至也不应只从诗歌与诗人的关系上,即从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关系上,动态地揭示诗学的存在方式。这就要求我们打破传统主客体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把主体、主要是接受主体——读者引入诗学本体论范畴,从主客体之间意向性的审美关系的统一上,描述诗学为什么存在、怎样存在的存在方式。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走出“迷津”,克服传统诗学本体论的缺陷。这也就是接受诗学能够成立的本体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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