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和平合作之谜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一个有意义的相关问题是，东亚地区是否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东亚地区合作在冷战之后，尤其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有了迅速的发展。而在这之前，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国家政府的生存，而且威胁到地区的秩序与稳定。东盟规模、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对于构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更为值得注意并且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东亚区域化的发展与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同时发生的。

涉及地区合作的问题，欧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经历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的地区一体化过程。在过去五十年为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不懈努力中，欧盟成员国虽然历尽艰险曲折，但它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在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基于欧洲地区一体化较为成功的经验所做的著述讨论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一个国际体系（包括地区体系）中避免战争与冲突，实现和平与合作。[1]尽管欧盟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是，到目前为止，欧盟似乎已经达到了起初设定的目标，即“使战争不仅不被考虑，而且在物质上亦不可能”[2]。

一个有意义的相关问题是，东亚地区是否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东亚地区合作在冷战之后，尤其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有了迅速的发展。我们的讨论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东盟，一个是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也就是通称的“10+3”合作进程。我们先来看东盟。应该说，东亚地区合作始于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的建立。这虽然不是东亚整个地区的过程，但在东盟次地区的地域范围内，一种地区主义开始显现。东盟有着显著的特点，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成就，这就是自建立以来成员国之间未曾爆发过国家之间的战争，[3]并且大多数国家比以前更富足。而在这之前，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既有大国参与的战争，也有相互之间的战争。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的战略环境以及过去四十年间东盟在地域和影响力上的成功扩展，东亚地区在较长时间内实现了和平与合作，原来相互之间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家，在加入东盟之后，也没有发生过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一事实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领导人召开会议，签署了《曼谷宣言》，他们启动了一个促进地区发展的过程。[4]然而这一举动在当时以及其后的很长时间都不被看好。在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由于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问题和危险的不确定性，因而被称作“东方的巴尔干”。新成立的民族国家非常脆弱，缺乏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后殖民政府的合法性问题、领土争端、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以及外来势力的干预构成了东南亚的战略环境。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国家政府的生存，而且威胁到地区的秩序与稳定。东南亚形势复杂多变，所以，在东盟建立之初，人们并不对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抱有太大期望。[5]然而让人颇为惊奇的是，自1967年之后东盟的成员国之间几乎享受了40年的和平与稳定，成员国从未卷入彼此间的国家战争。虽有零星的边界冲突发生，但并没有升级到两国战争或是一国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的地步。与20世纪50年代的连年战争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此外，该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一步扩展，囊括了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其中的重要一步是在1995年接受了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国家为成员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加入东盟。在这些国家加入之后，至今为止也还没有发生国家之间的战争。在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边界争端上面，比如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边界冲突，东盟也试图发挥积极的作用，努力使之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东盟规模、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对于构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层面就是“10+3”的合作进程。东亚区域化发展至今，其中意义深远的行动之一是建立了“10+3”（ASEAN Plus Three， APT）框架，也就是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东亚国家的合作进程。1997年到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国家迫切感到需要建立某种区域性的合作安排。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的“10+3”机制自从建立以来就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如今已经涵盖了18个领域，建立了50多个机制性安排，成为“横跨文化、经济、功能、政治、安全和社会领域的合作网络”[6]。第8次“10+3”首脑会议决定于2005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第一次东亚峰会（East Asian Summit，EAS），并将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这意味着东亚的共同体建设被正式确认，至少是东亚国家表达了这样一种共识和愿景。2005年在吉隆坡召开的“10+3”首脑会议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决议被写入了由13国领导人签署的正式宣言中。自从“10+3”机制建立以来，这些国家之间经贸合作迅速发展，政治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但均未导致严重武装冲突的发生。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东亚区域化与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模式并不相同：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中小国家提出倡议，建立机构，并居于核心地位，试图吸引并整合大国加入这个过程；然而对于欧洲而言，大国（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提出了这一主张并且是始终位于区域一体化过程的重要力量。

一个更为值得注意并且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东亚区域化的发展与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同时发生的。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1992年邓小平决定深化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历了近现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同时，中国与几乎所有的邻国改善了关系，提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对外政策，积极参与地区和世界事务。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和平、发展、合作”[7]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全面参与了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在20世纪60年代东盟成立之初，中国被视为一个敌对的邻国。1991年，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如今20年过去了，中国和东盟已经建成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另外，在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三个重要国家，中日韩的经济规模占到了东亚经济的90%以上。自从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也没有发生过战争。虽然中国与东盟有的成员国之间有着领土争端，有的时候甚至出现近于危机的状态，但总体态势是不诉诸武力，是使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www.chuimin.cn)

东盟是否能将这些地区大国纳入地区发展过程，使之融入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合作与规范体系呢？大国是否能够进入以小国或是小国集团为主导的社会化过程并接受小国或是小国集团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际规范，或者说，过程本身是否能对大国的身份和大国对国际规范的接受产生作用，这是过程建构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小国家主导的地区多边主义，迅速崛起的地区大国，加上一个地区合作深入开展、并以建设共同体为长期目标的地区，这三者无论是从以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经验还是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看，都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组合。如果一个地区同质化程度很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那么，这个地区往往被视为冲突多发的地区，难以出现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但是为什么和平与合作会在东盟国家之间持续了四十多年，并且延展到“10+3”的范畴？这种和平与发展的动力还会持续存在吗？我们在本章里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尝试中，我们首先梳理和讨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结构建构主义这些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检验它们对东亚地区合作过程的解释能力。

国际关系学从本质上讲是一门关于战争与和平、合作与冲突的学科。在回答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东亚几十年的和平与合作这一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试图通过对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理论的考量来寻找适用于东亚地区的答案。简单地说，以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为代表的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分别认为是物质权力、国际制度或者国际文化导致了和平与战争、合作与冲突。例如，二战后的和平与合作，既可以被结构现实主义者解释为霸权结构[8]或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势力均衡的结果；[9]也可以被自由主义者解释为国际制度使然；[10]或是被建构主义者解释为洛克文化（甚或在欧盟实现了程度较高的康德文化）观念结构的作用。[11]在东亚地区，是否同样是其中的某个或某些变量导致了这一地区的国家放弃了战争的手段，共同参与一个和平与共同发展过程呢？对此，我们需要逐一分析。

东亚地区和平合作之谜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