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散文的发展与重要政论文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浪漫主义时期也是散文大发展的时期。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散文按内容可大致分为四个类别：日记、随笔、书信和较正式的评论。印刷文化的发展推动了英国文学批评及评论杂志的崛起，由此形成有深远政治影响的评论文化，开辟出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至1791年，四大杂志都对法国大革命持支持态度，对内则要求政治变革。法国革命之争触发了一场激烈的宣传册论战。

浪漫主义时期也是散文大发展的时期。实际上，从17世纪开始，由于印刷技术的革新以及资本主义与印刷技术结合而成的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公共文化领域的语言和媒介已出现历史性的变革——英语、法语、德语等民族语言取代拉丁文成为“印刷语言”，出版业蓬勃发展，期刊、杂志和书籍涌现。散文体写作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书面散文成为上至宫廷下达市井里巷的“体面”语言，是传播知识、形塑观念和整合文化的重要媒介。这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变革不啻于一场散文革命。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散文按内容可大致分为四个类别：日记、随笔、书信和较正式的评论。其中评论包括社会、文学和政治评论。至18世纪八九十年代，散文成为政治论战的有力武器——政治写作（political writings）或政论文如火势燎原，蔚为大观。

印刷文化的发展推动了英国文学批评及评论杂志的崛起，由此形成有深远政治影响的评论文化，开辟出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至18世纪中叶，拉尔夫·格里菲思（Ralph Griffiths）的《每月评论，或文学杂志》（Monthly Review；or Literary Journal）和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的《批评评论；或文学年报》（Critical Review；or Annals of Literature）已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这不仅促进了书籍的销售，也为传播新兴的学科及专业知识提供了重要途径。至18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评论文化的一个转折性变化是，评论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性，评论者更倾向于表达各自的政治观点：《每月评论》支持辉格党；《批评评论》亲托利党；1783年新创刊的《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则云集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两个阵营的作者，推出了“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这一栏目。《英国评论》和《分析批评》（Analytic Review，1788）是英国最早播散“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这一概念的刊物，视“公众意见”为“英国公共文化中的一股独立的新生力量”⁽¹⁾。《每月评论》和《批评评论》随即也在“公众意见”的旗帜下将主要为“文学”性的公共领域转变为政治表达的阵地。一群政治和宗教异见人士汇聚在刊物周围，编辑和撰写评论文章，促成18世纪90年代的知识界反文化气候（counter-culture）的形成。至1791年，四大杂志都对法国大革命持支持态度，对内则要求政治变革。这一时期，主张改革的进步主义和激进派人士有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威廉·葛德汶、托马斯·潘恩、年轻的柯勒律治、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等。然而，从18世纪末开始，随法国革命形势的转变，英国知识界开始转向保守主义，反雅各宾派和保守主义立场的杂志如《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反雅各宾》（Anti-Jacobin）和《季刊》（Quarterly）等开始主导英国的公共领域，在批评激进主义及法国革命的支持者的同时，也为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和现代性转型倡言。

除报刊杂志评论外，宣传册和政治著述也是这一时期政治写作的重要形式。法国革命之争触发了一场激烈的宣传册论战。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1790）揭开了论战的序幕，他在该文中捍卫旧制度，抨击推翻君主制的雅各宾派，认为制度和传统是逐渐发展出来的，不能强行推翻。他甚至以华丽的笔触渲染法国宫廷生活之典雅优美，赞美沦为阶下囚的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奈特。《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引发了70多篇回应文章，其中以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1791）影响最为深远，该文以平实的语言写就，在平民百姓中也广为传播。潘恩视法国大革命为美国革命的继续，在《人权论》中重申了他在《常识》（Common Sense，1776）和《危机》（The Crisis，1776）中提出的论点，称人权为政治的首要原则，是人类不分阶级和社会地位共同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平等主义的人权观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如果说并非不可压制的话，也是不容逆转的一部分”⁽²⁾。潘恩的人权论影响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早期政治立场，之后，又在雪莱的宣传册《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1812）中得到清晰的回应。激进主义阵营中的另一政论文名篇是威廉·葛德汶的《政治正义论》（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1793），该文是对政治制度的批判，认为政府本质上是腐败的，政府和相关的社会制度，如婚姻制、君主制和私有财产制等，阻碍人类进步。他所构想的是一个以理性为引导的理想社会，其无政府主义的洞见根植于启蒙主义的信念。《政治正义论》使得葛德汶成为激进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也深刻影响了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www.chuimin.cn)

此外，普里斯特利的《致伯克书》（Letters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1791）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权辩护》（1790）也是对伯克文章的直接回击，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则是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如果说沃斯通克拉夫特代表当时的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立场，那么，汉娜·穆尔（Hannah More，1745-1833）则是这一时期守旧的保守主义者。她发表有《针对技工、熟练工人和计日工的乡村政治》（Village Politics Addressed to All Mechanics，Journeymen，and Day Labourers，1793）和《低价知识库手册》（Cheap Repository Tract，1795-1797）等著述，支持伯克的立场，反驳女权主义和共和主义观念，或是传播她的福音派宗教信仰。穆尔是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但逐渐淡出批评视野，这与她保守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立场有关，只是近年来在对边缘女性作家的研究热潮中才又受到关注。

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散文的发展与重要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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