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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文学理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论

【摘要】:[8]另外,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梁宗岱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萧乾的《书评研究》也都以“纯正、完美、和谐、圆融”作为审视文学作品的标尺,充分展现出了京派作家共同的文学思想。

一、京派的文学理论

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苦雨斋序跋文》这些文章里一再倡导文学的“闲适的美”、“隐逸心态”。他说“以人性、宽容和主体个性的表现作为思想的中轴,逐渐地疏导着一条疏离政治的纯文学道路”[1]。他特别讲求文学的自由和宽容的准则,他说:“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2],即逐渐把文学的功能从启蒙和功利化的层面解脱出来,倡导一条超脱的、纯文学的路子。

朱光潜则迫切希望保持文艺的自由独立和作家的人格独立,这些都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文艺观点和欧美古典主义的影响。他在《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诗论》《谈美》等文章中倡导“审美距离说”,这正是为文学对现实政治取旁观者态度而寻找心理支撑点。他说:“艺术的理想是距离适当……所以观者不以应付人生的态度去应付它,只把它作为一幅图画摆在眼前去欣赏,以纯粹的美感的态度对付它”[3];另一方面他倡导文学创作的“静穆”世界,认为:“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做根源,强迫文艺就范于某一种窄狭信条的尝试大半是失败”;“一派人抓住文艺与人生的密切联系,以为文艺既是人生的表现,也就应该是人生的改善工具,换句话说,它的功用应该在宣传,一种文艺不宣传什么,对于人生就失去它的价值。另一派人看到‘文以载道’说的浅陋,以为文艺是想象的,创造的,功用只在表现而不在宣传,所以一个文艺工作者可以自封在象牙之塔里面,对于他的时代可以是超然的,漠不关心的,用不着理会什么文化思想。”[4]朱光潜还提出“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使命”问题:“它应该是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学的兴趣和热诚……应该在陈腐枯燥的经院习气与油滑肤浅的新闻习气之中,辟一清新而严肃的境界,替经院派与新闻派作一种康健的调剂。”[5](www.chuimin.cn)

沈从文更把文学看作生命力的庄严和人性美的体现,尤为不满的是视文学为游戏和赚钱工具。他说:“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须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6]“我只想造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这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7]。“我文章并不重在骂谁讽刺谁,我缺少这种对人苛刻的兴味。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8]

另外,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梁宗岱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萧乾的《书评研究》也都以“纯正、完美、和谐、圆融”作为审视文学作品的标尺,充分展现出了京派作家共同的文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