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现神代历女程性，平等两性社会分工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恩格斯的上述论断为现代女性主义启蒙者通过批判家庭制度，建立平等的两性社会分工观，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通过对这两种分工形式不平等性内涵的批判，阐释和宣传平等的两性社会分工观念，进行女性主义理性启蒙，便构成她作品的重要主题。而这普遍观念统治的结果，一方面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一方面则是反抗男性法权的平等的两性社会分工观念的产生和滋长。

（三）平等的两性社会分工观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说：“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而这个分工也就是由个体婚制所形成的家庭的分工。他认为这分工“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恩格斯的上述论断为现代女性主义启蒙者通过批判家庭制度，建立平等的两性社会分工观，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在庐隐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她认为两性权利的不平等不仅表现为不平等的性道德，而且更直接地表现为不平等的社会分工，而这不平等的分工形式包括家庭分工和社会分工两种。因此，通过对这两种分工形式不平等性内涵的批判，阐释和宣传平等的两性社会分工观念，进行女性主义理性启蒙，便构成她作品的重要主题。

1．对家庭分工的批判

男权社会家庭分工的铁则是：“男治外女治内”。作者认为在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这一观念仍然作为封建时代的余毒残存于人们的头脑，成为知识妇女重新回到家庭的舆论基础。因此，易卜生虽早已把妇女的出路指示给了我们，娜拉的出走，是不容迟疑的，但在事实上，大多数的妇女，仍然做着傀儡家庭的主角。她把“男治外女治内”的分工观视为“两性冲突的宣言”，以事实揭露这分工的实质是：剥夺妇女“独立人格”、“社会地位”和“自由个性”，从而决定其被男性奴役的命运。她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中对家庭分工所造成的上述结果作出如下论述：

一、失掉了独立的人格　妇女回到家里去，她们的世界除了家庭还是家庭，她们所应付的，也仅仅是家庭里的几个人，她们的能力，也仅仅懂得一些琐碎杂务的操持，一旦叫她们离开家庭到社会上来，对于一切都感到陌生，无法应付，结果只好躲在男人背后，受尽他们的支配，任他们去宰割，爱之当宝贝，恶之弃若敝屣；而妇女呢，还得继续受下去，因为她们已失掉了独立的人格。

二、失掉了社会的地位　不论男女，天经地义的应取得社会地位。人类对社会负有义务，当然也应享有权利。而妇女们对于社会似乎不负责任，当然社会的一切权利、设施，也只以男子为对象。但是妇女为什么对社会不负责任？为什么不想享受社会上的权利？不怪别的，只怪她们错误了。她们把自己锁在家里，使男子得有垄断社会事业的机会，使男子的势力膨胀到压得妇女不能喘气，唉，这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呢！

三、埋没了个性　妇女的天性，果然有些和男人不同，但同和不同，也要看环境的，如果男女的环境完全一样，其不同之点，与其说是心理上的，不如说是生理上的更多些；而生理上的不同，也可以加以人力，而使之能力方面，无所差别。……人类只有个性的差异，而无男女间的轩轾，所以妇女们虽有喜欢在家庭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的，但也有许多人是喜欢作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工程师、医生种种的事业；而既往的妇女，也为了回到家里去，埋没了个性，牛马般的作着不愿意作的工作。这不但是妇女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甚至还是人类的损失呢！

从以上论述可见，作者在批判不平等的家庭分工观的同时，已清晰地阐述了平等的家庭分工观的内涵及其实践意义。这便是：家庭分工的不平等性给妇女所造成的悲剧是社会主体地位的丧失，因此建立以维护妇女“独立人格”、“社会地位”和“自由个性”为内涵的平等的家庭分工制度，是妇女解放的长远目标。

2．对不平等职业分工的批判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妇女虽然逐渐有了走出家庭从事社会职业的权利，但在选择机会和劳动报酬等方面，仍然表现了职业分工的不平等性。正如作者所说：“通例女子对于职业，立在两重不利益的立场上，第一，从事同一的工作而工钱则比男子低廉，第二，被认为女子独占的职业，无论其真价值如何……大概都是受很低的评价……”（《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她认为这种职业分工的不平等就使走出傀儡家庭的妇女终将无法逃避男性的奴役，只不过是由“家庭傀儡”而变为“社会傀儡”罢了，而作为其表现的典型现象便是“花瓶”和“卖淫”职业的出现与盛行。她把“花瓶”职业盛行的时代称为妇女从“奴隶阶级中解放了出来”的“花瓶时代”，说“虽然花瓶，还只是一件玩艺儿，不过比起从前被锁在大门以内作执箕帚，和泄欲制造孩子的机器，似乎多少差强人意”。但她又忠告那些自认为“大可扬眉吐气的走着她们花瓶时代的红运”的“现代妇女”，要认清花瓶命运的悲惨，自己起来“把这花瓶时代毁灭”。她说：(www.chuimin.cn)

花瓶们，且慢趾高气扬，你就是一只被诗人济慈所歌颂过的古希腊名贵的花瓶，说不定有一天，要被这些欣赏而鼓舞着你们的男人们，嫌你们中看不中吃，砰的一声把你们摔得粉碎呢！所以这花瓶的命运，究竟太悲惨；你们要想自救，只有自己决心把这花瓶的时代毁灭，苦苦修行，再入轮回，得个人身，才有办法。而这种苦修全靠自我的觉醒。不能再妄想从男人们那里求乞恩惠……男人们的故示宽大，正足使你们毁灭，不要再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的在男人面前自命不凡吧！花瓶的时代，正是暴露人类的羞辱与愚蠢呵！

（《花瓶时代》，刊于1933年8月11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同样，作者也以女性主义者的立场深切关注着“卖淫”这一女性独占的职业，在日本曾亲自考察过柳岛妓女院，散文《樱花树头》（1931年《妇女杂志》第17卷第5号）记述了她目睹为卖淫职业所扭曲的妓女生活和妓女性格后的深切感愤。由此触发了她对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刻反思，认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分工的不平等，给下层妇女带来实惠，才是妇女运动的正确方向，她说：“女权的学说尽管像海潮般涌了起来，其实只是为人类的历史装些好看的幌子，谁曾受到实惠？——尤其是日本女人，到如今还只幽囚在十八层的地狱里呵！难怪社会永远呈露着畸形的病态了！”

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分工观，鲜明地体现着男性法权对女性的统治，是这种统治在意识上的表现。因此，在男权社会，这不平等的社会分工观念总是居于法权地位，并努力通过人们习惯的法权意识将其变成社会的普遍观念。而这普遍观念统治的结果，一方面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一方面则是反抗男性法权的平等的两性社会分工观念的产生和滋长。作者在她的小说中通过知识女性性格对比和心灵冲突，深刻揭示了上述两种分工观念的对立。

作者小说中的女性性格从社会分工角度可分为事业型和家庭型两大类。前者是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未婚知识女性。她们以事业为理想，视家庭婚姻为事业的陷阱，或以偏颇的抗争（如《何处是归程》（《小说月报》1927年第18卷2号）中恪守独身主义为妇女运动奔波一生的姑姑，《跳舞场归来》（1932年12月25日《申江日报》副刊《海潮》第15号）中为事业牺牲爱情的美樱），或以灵魂的自持（如《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象牙戒指》中的沁珠），走出“从恋爱（因）到家庭（果）”这女性命运悲剧的因果怪圈，以牺牲人生幸福和青春生命为代价，控诉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平等。平等社会分工观念的理性启蒙，是作者创造这类性格的动机。

后者是女性主体意识淡漠或丧失的已婚知识女性。她们在结婚前原都怀有美好人生理想，憧憬着自由恋爱胜利后的事业和幸福，但结婚后却都陷入家庭“陷阱”不能自拔，或甘做依附于丈夫的贵夫人，沉溺于物质生活享受中而不思进取，如《搁浅的人们》（《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1期）中的教授夫人蔚文；或不甘沉沦而又无力振作，在落寞中“思量着往事”，“留恋着前尘”而以求自慰，如《胜利以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6号）中的沁芝、肖玉和《前尘》（《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6号）中的伊。作者小说中事业型和家庭型两类女性都是不平等家庭分工的牺牲品，其悲剧性格内涵是主体意识的丧失。这两种性格在如下三个方面形成鲜明对比。其一，主体意识的对比：前者主体意识鲜明，而后者主体意识淡漠或丧失；其二，社会分工选择的对比：前者选择事业而放弃家庭，后者则选择家庭而放弃事业；其三，心灵情感的对比：两者都有心灵的痛苦，但痛苦内涵不同，前者是失掉儿女亲情的缺憾，后者则是人生理想幻灭的悲哀。

这两种性格是新旧文化交错的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的典型性格，曾被舆论界分别称为“娜拉式女性”和“新式贤妻良母”。但对后一种性格的理解和评价在当时和后来都存在分歧，这分歧集中反映在冰心与庐隐的作品中。

“新式贤妻良母”在冰心作品中是现代家庭的建设者和体现母爱的理想人格，而在庐隐作品中却成为家庭分工的牺牲品和丧失主体意识的奴隶。通过具体分析可以看到，这分歧并非女性主义者与男性法权维护者之间的分歧，而是女性主义者之间哲学思想的分歧，即母性主义与性爱主义的分歧。“人的解放”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最深刻的内涵，当时的解放重点是家族制度和男性社会法权统治下的两个弱势群体：族权统治下的子女和夫权统治下的妇女。母性主义是解放子女的哲学，主张以母爱的亲权代替家长的专制，其途径是以现代教育培养具有民主科学意识的新型贤妻良母，通过她们创建以母爱为契机、以幼者为本位的，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和发展的现代家庭。因此新型贤妻良母已不再是旧家庭中只管执箕帚生孩子的家庭主妇，而是现代家庭的建设者、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母爱的体现者和播种者。性爱主义则是解放妇女的哲学，认为只有在恋爱、婚姻和家庭中彻底打破和摆脱男性法权统治，才能使妇女真正获得性爱的平等和自由，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则是增强女性主体意识，使她们认识到男性法权社会的婚姻是夫权的社会契约，家庭是其实践形式，恋爱则是引诱女性走进家庭的陷阱。因此摆脱之路便是走出“恋爱—婚姻—家庭”这一命运因果圈，不做贤妻良母，而要做走出家庭的娜拉。可见，冰心和庐隐由于各从母性主义和性爱主义的不同角度使用“贤妻良母”这一概念，就使其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内涵：前者是现代家庭的建设者，后者则是旧家庭的牺牲者。

精现神代历女程性，平等两性社会分工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