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与讨论：公共品与公共资源的博弈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新农村建设也应该从公共品提供的角度考虑村庄社会文化作为村庄资源的重大意义。[7]这一表述意味着，理论所建构的概念，无论是公共物品、私人物品还是准公共物品，都是产品或服务存在的一种状态而已。

五、结论与讨论：公共品与公共资源

有关公共品的提供，已有的探讨比较关注的是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但是，我们的分析表明，更为基础的是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制度逻辑并不仅指政府的安排，还包括风俗、习惯、传统、人际关系等社会性因素，脱离这些社会性因素，公共品的提供是非常困难的。^[23]上文的探讨，用镶嵌式博弈将权力、影响、价值或者承诺等层次的资源结构衔接起来，初步从乡村社会生活的角度展现了公共品提供中可依赖之资源结构及其转变，以及其中制度逻辑和技术逻辑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互补，又在一定程度上此消彼长的关系。

基于本章的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农村公共品提供的逻辑框架，如表7.1所示。

表7.1　　　　农村公共品提供的逻辑框架

关于公共品提供的组织方式，依据表7.1所述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1）通过技术主导的创新，明确个人成本收益的边界，将许多原来的共用资源域转化为私人资源域，力争让每一个局部的原本归属于更大系统的社会交换转化为具有独立性的商业交易^[24]；（2）通过制度主导的创新，明确个人与社会系统之间绵绵不绝的镶嵌可能性，让行为者更容易将具有局部性的共用资源域镶嵌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中。两种思路面临的问题和约束不一样：前者面临服务对象收入水平、技术创新可能性问题；后者面临制度执行成本的交易费用造成的约束问题。两种不同的组织思路可能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果：前者将在社会意识、价值或者承诺层面塑造“市场大于社会”（吕鹏，2005）的蓝图，后者则会塑造“社会大于市场”的愿景；前者可能在物质层面上带来私域的扩充（当然也带来社会结构的迅速分化），后者则可能带来公域的扩充。

本章围绕一个村庄的公共品提供问题，探讨了一段历史时期里我国农村公共品提供的基本逻辑、模式和困境。在现实层面上，不少学者指出，鉴于农业税的取消和农村资金的匮乏，以及国家权力从农村生活领域的逐步退出，农村公共品提供的困境比以前更严重，这是从制度逻辑出发的。从技术逻辑出发，我们会发现取消农业税相当于农民增收，更可能推进公共物品私人化，公共物品的提供也会更容易。在问题的分析中，制度逻辑和技术逻辑两者都重要，当然，在尚不够富裕的农村，目前阶段制度逻辑更为重要。农民增收、农民市民化、国家补贴等政策建议都能够在这两套逻辑中找到它们的位置，进而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虽然技术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取代制度支撑的重要性，但笔者还是比较强调传统性社会结构资源（包括权力、影响、价值或者承诺等层面的资源）的重建（当然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恢复传统）对于农村公共品提供的意义。新农村建设也应该从公共品提供的角度考虑村庄社会文化作为村庄资源的重大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现代化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会越来越无奈地感受到技术逻辑在推动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个体越来越处于孤立的境地。不过与此同时，我们更应乐观地看到：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镶嵌式博弈的可能性，进而也为公共品的提供服务。这一点可以从汶川地震之后，万科董事长王石“捐款门”事件中管窥一斑——“说坏话”机制（如前所述这是典型的关联博弈）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通过网络已经蔓延到整个华语社会，网络上的捐款排名榜推动企业更多地捐款（为灾民捐款可以说是提供公共物品——为社会的稳定作贡献）。

社会学领域的文献对公共物品提供议题及相关理论已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较多地体现在社会资本、信任等问题的研究上^[25]），这些贡献的重要性应该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体现出来。目前制度设计中经济学的逻辑居于主导性地位，社会学往往停留于对一系列现实制度的揭示，对于它们在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中的意义往往缺乏有力度的解释，令人感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突破这种局限，还需要经济社会学分析范式的进一步建构。在这一点上，镶嵌式博弈及“博弈—结构功能主义”模型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注释】

[1]本章主要内容最初发表于《社会》2009年第3期，此处有改动。

[2]这里的公共品就是公共物品、公共产品所指涉的范围（两者的英文是相同的，即public goods，后文将根据行文需要，分别使用指称同一意义的不同术语），公共品不仅仅涉及物品，还应该包括一些服务以及一些无形的财富等。

[3]在陈共编著的《财政学》（2007）一书中引述的就是这个定义。但是作为对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罗纳德·H·科斯，1994）一文的回应，这个定义在《经济学》（第十七版）中有所改变：“公共品是指这样一类商品：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公共品最好的例子是国防。……由于私人提供公共品普遍不足，政府必须介入以鼓励公共品生产。”（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2004：29页）

[4]《经济学：私人与公共选择》（詹姆斯·D·格瓦特尼、理查德·L·斯特鲁普、卢瑟尔·S·索贝尔，2004）一书就将公共品所引起的潜在的市场问题归咎于产权界定不清晰。

[5]笔者以为“非竞争性”一词不甚妥当，而且与“非排他性”语义多有重合。相对来说，外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对公共品特性的表述要准确一些。如“公共品的两个关键性特征是：增加一个人消费服务所追加的成本为零（非相克性），不排除他人享用（非相斥性）”（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2004：30页）；又如“某物品作为公共物品，它必须是共同消费的，并且非排他性的”（詹姆斯·D·格瓦特尼、理查德·L·斯特鲁普、卢瑟尔·S·索贝尔，2004：120页）。

[6]社会学领域已经对产权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比较具有分析力度的概念工具有：“占有的社会认定机制”（刘世定，2003）、“结构博弈”（王水雄，2003）、“关系产权”（周雪光，2005a）、“社会合约性产权”（折晓叶、陈婴婴，2005）等。

[7]这一表述意味着，理论所建构的概念，无论是公共物品、私人物品还是准公共物品，都是产品或服务存在的一种状态而已。

[8]相对而言，国外经典教科书对这一点的表述更为准确。如“重要的是要注意区别公共物品的特点而不是生产这种物品的部门。在现实中，政府生产公共物品，也生产非公共物品，私人市场也是这样”（詹姆斯·D·格瓦特尼、理查德·L·斯特鲁普、卢瑟尔·S·索贝尔，2004：120页）。又如“私人生产公共品势必导致供应不足，因为生产这些物品的收益非常分散，单个企业或消费者不会有经济动力去提供这些服务并试图从中获利。……由于私人提供公共品普遍不足，政府必须介入以鼓励公共品生产。……‘公共’品并非是必然由公共提供的。常见的情况是没有人提供”（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2004：29页）。(www.chuimin.cn)

[9]当然，有时候行为者即便遵循了相关的行为规范，这一社会距离和时空距离也仍然无法克服。

[10]遵循博弈论的逻辑，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就是镶嵌式博弈的均衡如何达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要简要回答的话，则笔者强调如下三点：（1）经典博弈论里面的均衡与社会学所热衷的秩序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2）博弈论理应从理论模型（Drew Fudenberg ＆ Jean Tirole，1995），经由行为实验（科林·凯莫勒，2006）向社会实践（托马斯·谢林，2006；王水雄，2003、2009）靠拢；（3）镶嵌式博弈本身是一种均衡达成的机制，这种社会实践中的均衡比较贴近于社会秩序的概念。

[11]这种社会结构或者虚拟结构有时候被认为是“社会资源”；但是，实际上，对某一群人而言是“社会资源”的东西，在另一群人那里可能成为“枷锁”。

[12]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财政。“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陈共，2007：25页）

[13]村庄中一直流传着新中国成立前开明绅士王兰的故事。下面是一些老人讲述的相关内容，从中可以看到户老在解决村庄矛盾中所起的作用。
　　王兰这个人很有名堂，重视文教，办学校（先立爹跟他未出五服）——办小学、中学。在我们这里，他办了一个学校叫作先祖中学。良田二中也是他最开始办的。郴州的坞石矶、石家洞都是他搞的。他后来住的地方是石家洞。
　　王兰是“三个半画家”中的一个，曾给蒋介石画像。此前许多画家都画不好，找了王兰去，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画出来了，非常好。封官，不要。蒋介石给他批了一个：“来官不接，去官不送，逢官高三级。”37军与日本人打仗时，来过华塘。他们寻菜，专门找白菜心。我那个时候才10多岁。大家一块儿捉到一个偷菜的兵，狠狠地打了一顿，将他捆着，像是抬一个麂一样，抬到了王兰那儿。37军的军长当时正在王兰那里，问：“你怎么偷菜，你的伙食呢？”他说“没有伙食”。军长说：“你真的是瞎了眼了，敢来这儿偷菜？”王兰的味道（名堂、能耐的意思）就是有这么大。要是没有王兰，你想想看，你打了军队的人，他们怎么肯跟你甘休？所以这一顿就算是白打了。
　　二月里挂纱子（提前对刚去世不久的亲人进行祭祀的活动），用的肉因为没有盖章子，被华塘收税的敲竹杠了，说是偷税漏税。村里的人就将这个收税的按到了水里面去溺，生也生不得，死也死不得。最后弄到了王兰那里去，王兰说：“这肉是别人卖的，你收税也不该收到这里来。”没有王兰，你敢打他？除非你碰到了鬼。

[14]此外，虽然短期来看，打压水井解决了公共品提供的难题，但是长远来看，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仍然面临新的公共品（地下水）的调度、组织和使用问题。

[15]目前在城市生活中广为流行的电卡、水卡，都是先缴费后使用的，即使是先使用后交费的领域（如电话费），在技术上相关收费者也可以很好地制约当事人——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缴费，当事人就无法继续使用该项服务或其中的某些功能（如电话被限制呼出等）。这些技术在改变被服务群体相关囚徒困境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变服务者和服务接受者之间的谈判地位。

[16]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确是很重要的处世原则。

[17]原文如此，但是事实上后文并没有出现“我”的名字，落款只是“W大干丘（湾里）自来水管理组”。

[18]34户人家入股的时候每户只交了600元，后期还有资金是来自上级政府水利部门的项目经费。

[19]“湾里”指的是由四个村民小组组成的王村（自然村）。原文并没有留下具体的签署日期。这份责任书人手一份，并非手抄，而是管理组成员特地去镇里打印社打印出来的，签名处留了很大的空白让用户签名。

[20]这笔经费为人民币5000元（原来说是拨款7000元，但是余下的2000元并未到位），它是在34户人家发起的工程差不多竣工之时才由村里某户人家通过关系申请到的。应该重视的是，村民总结：上级政府（由于费改税直至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越来越虚化、财政赤字严重，上级政府主要指县、市一级政府）拨款的原则是，一要看工程是否已经干得差不多［周雪光（2005b）所谓“逆向软预算约束”］；二要看自己是否有油水捞（比如回扣，拿到工程款的单位请客吃饭。有农民表示如果请不起客，基本别想拿到政府拨款）。前者涉及政治前途；后者涉及经济“钱途”。由于“上级政府”相对乡镇政府更远离（无论物理距离还是社会距离）基层农民，对农民疾苦感同身受的程度更弱，这样一种公共品政府提供的组织逻辑导致当前的农村公共品状况愈发窘迫。

[21]这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无形财富有形占有”（转引自郑也夫、沈原、潘绥铭，2007）的一整套逻辑。

[22]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责任书甚至还对村庄家庭形式造成一定的干预。

[23]比如，最为基本的“给社会提供合格的公民”可以看作一种公共品的提供，而这如果不是依靠家庭，而是单单依赖政府和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阿尔文·托夫勒、海蒂·托夫勒（2006）基于“产消合一”（生产和消费合一）概念，对此有较为深入的探讨。

[24]这对应着市场逻辑。注意：虽然智猪博弈模型中也可能涉及企业提供公共品，但是企业是先在给定的；而在市场逻辑中，企业更可能基于公共品私人化的技术而内生。

[25]比如科尔曼指出：“由于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相互帮助的人越多，所创造的社会资本数量越多。富裕、政府资助等因素使人们相互需要的程度越低，所创造的社会资本越少。”（科尔曼，1999：376页）但是，笔者并不赞同科尔曼有关富裕、政府资助与社会资本之间具有一定此消彼长关系的见解。

结论与讨论：公共品与公共资源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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