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1999三年出版四部译典

“说来也巧，1997-1999这三年出版了四部译学词典，中国两部……外国两部……”（杨自俭，见方梦之，2004：《译学辞典·序》）。杨先生有感于四部译典出场之巧，那么巧在什么地方呢？窃以为巧在各自分别进行，互相不通信息，各是各的体例，各出各的内容，却都围绕着一个总的话题——翻译学。不出短短的三年时间，一东一西，这边两部，那边两部，都是术语和概念唱主角，产生了吸引眼球和引发思考的效应。

这种巧合，连导演都导不出来。于是我们就需要考虑，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规律在运行？从杨先生的结论来看，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一是发展规律，到了什么阶段就会出现什么征候，中西译学均已发展到“开始关注本学科术语的研究”的阶段；二是生命力显现，与学科独立相连。只有一个独立不久、蓬勃生长需要巩固发展的学科，才有可能在短短数年内自发产生这样一批学术性很强的词典。该独立时就像来了一个大潮，要避免也避免不了。标志出现，不容漠视。当然，翻译学的独立并非只有一个标志，它是一个系列，可以看作一个延续了半个世纪的过程；也可以看作一出戏剧，有序幕，有主体场次，有高潮与结束。（1）早在1974年，Nida（奈达）出版了Bible Translating: an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一书。他运用现代语言学手段，首次较为系统地对翻译的过程加以阐述，后又明确提出翻译是科学的主张，因此被西方学者尊为现代翻译科学的开山鼻祖；（2）1971年Roger Goffin（罗杰·高芬）在Meta（梅塔）杂志上用法语撰文，提出了以新创英文术语translatology翻译学作为学科名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众多回应，沿用至今；（3）1972年James Holmes（詹姆斯·霍尔姆斯）发表纲领性论文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的名与实》，认为翻译研究这门学科不是科学，不应称为翻译科学；也不应称为翻译理论，其范围远不止理论建设；而-ology之词缀太僻，又不能任意组合，因此他建议依循许多新兴学科的命名方式，称之为translation studies，比translatology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4）自20世纪50年代至80、90年代，巴黎第三大学高等翻译学校和渥太华大学翻译学校等西方许多学校将翻译列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在这股浪潮已波及我国。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河北、天津、陕西、四川等省市不少大学都先后成立了高等翻译学校、高级翻译学院、翻译学院或翻译系，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均已不同程度涉及；（5）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当代语言学会”（MLA）将翻译学列为单独的研究领域；（6）20世纪90年代末，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词典》等一批译学词典在东西方接踵诞生。

以上列述的，是当代翻译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个脚印。四部译典的问世引起了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从2001年起，译典编纂与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也开始了其艰难的征程。下面，我们分别对这四部译典一一作个简单介绍。

林煌天主编，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翻译词典》是在我国翻译研究蓬勃发展的时候编纂出版的，它对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郭延礼，2000），在我国翻译界受到了广泛赞誉。（详见郭著章，1998；陈菲，1998；林穗芳，1998），并于1998年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黄希玲，2006:5.2）

该词典不仅是国内外第一部综合性研究型译学词典，而且与西方第一部有影响的译学术语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同一年问世，它与Chan Sin-Wai（陈善伟）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hinese-English，English-Chines《汉英双向译学百科》（1995/2001）等书的出版向世人表明，中国的译学词典编纂与世界同步，乃至超前，而且独具特色，品种众多。林煌天《词典》收录词目3，993词条，全书共245万字。其选词立目的宗旨是：“为了繁荣翻译事业，本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万针，对不同的流派、不同的翻译观兼容并包，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一概并录不弃。”（编者的话）

“研究型”特征清晰体现在翻译人物的选收原则上：“凡在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史的研究、翻译工具书的编纂、中外作品的译介或其他领域对翻译事业作过较多贡献的人均可收列。”（同上）

对比1988年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词典》的收词原则，在此“翻译人物”已经远远越出了翻译家的界限，开始明显地向翻译理论家或学者倾斜。

词典正文分“综合条目”和“百家论翻译”，各自按拼音音序排列。其中“综合条目”对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与翻译术语、翻译人物、翻译史话、译事知识、翻译与文化交流、翻译论著、翻译社团、翻译出版机构等九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介绍，而“百家论翻译”则引援了200多位中外翻译家的翻译观。

正文前部分包括三位学者——季羡林、叶君健和叶水夫作的序，正文后有附录七种，包括中国翻译大事记、外国翻译大事记、中国文学作品书名汉英对照目录（部分）、外国文学名著书名外汉对照目录（部分）、中国当代翻译论文索引、世界著名电影片名英汉对照索引、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职务和职称和国际文献与条约译名录。体例较为统一严格，有详细的凡例说明。如同一内容有两个以上提法，或同一人物有两个以上名字的，则以最常见的为主条，比较常见的另列参见条，在目录及正文中全部列出，以便查阅。翻译人物词目在《中国翻译词典》中占将近四成，其中一小部分是翻译理论家，大部分则是在翻译业绩上作出贡献的人物。选词立目注重翻译研究的系统性，做到了整体平衡，从大类上看基本上涵盖了翻译研究及实践的主要方面。名词术语类词条共320个左右，包括影响较大的中西方传统译论概念如“化境”、“案本”、“德莱顿翻译三分法”等，为数不多的现代译学术语中收录了“达意派理论”、“翻译教学”、“机器翻译”、“机助翻译”、“口译”等，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西译学交流和国内译学发展的实际状况。（赵巍，2006:2.5）

《词典》规模大，主编经验丰富，编委会阵容强大，由28位译界知名人士组成，撰稿人近百。编撰出版之严谨，在国内外前所未有。与同年出版的英国Mark Shuttleworth与Moira Cowie所编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相比，《词典》具有明显的优点，集中表现在：前者为较大型综合性译典，涉及内容全面，后者则主要是译学术语词典，规模属小型；前者参与编纂者众多，学术背景丰富，后者仅有编者二人，所以在各自国内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在释义这一关键环节中，撰稿人分别撰写自己熟悉的领域，并为每位撰稿者划定范围，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释义质量，又使《词典》内容兼具广度与深度，充实可靠。例如，叶水夫写“俄苏文学在中国”，戈宝权写“高尔基作品在中国”，朱景冬写“巴西文学在中国”，王佐良写“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刘重德写“阿诺德评荷马史诗的翻译”，周发祥写“楚辞在西方”，王丽娜写“《赵氏孤儿》在欧洲”，伊明·阿布拉写“民族语文翻译”，洛松泽仁写“翻译在藏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李华央写“《古兰经》汉译本”，马祖毅写“佛经汉译的四时期”，黎难秋写“西书七千部入华”，袁锦翔写玄奘、严复、鲁迅等译家，张今写“文学翻译原理”，方梦之写“翻译思维”，阎德胜写“翻译与语言背景”，穆雷写“风格学”，谭载喜、赖余、董史良等写百家论翻译……

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问世8年以后，曾东京以“《中国翻译词典》得失论”（8，000余字）为题在《〈上海翻译〉（2005）翻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专辑》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刻的研究，在高度评价其出版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之余，总结出3个特点：独特的首创性（8点——有些值得商榷，孙注）、总体结构的完整性与索得的简便性。涉及词典定名、收录范围、分类和附录，都有具体的分析。

孙迎春主编，1999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二部综合性研究型译学词典。由主编组织烟台师范学院的教师集体编写，共收1660词条，计250万字。其编纂目的“一是为中国翻译学的建立尽菲薄之力，二是为翻译研究者集中提供具有系统性的大量学术资料，俾启其心智，利其研究。”（孙迎春，1999：前言）编纂力求体现五种特点：描写性、综合性、理论性、实用性、开放性。此书采用义排法，将正文所有条目按照内容归为九类，依次为：名词、术语、理论概念；翻译的方法与技巧；译文赏析；译学名人；学术著作选介；著名译作选介；英汉、汉英翻译实例；翻译组织与刊物；汉英术语对照表。每类分别按音序排列。(www.chuimin.cn)

大量词条从已出版文献资料中筛选得来，不作任何更动，词条末尾提供资料出处，具有论著或论文摘编性质。这种汇编之法在中西百科全书编纂史上均有悠久的传统。普里尼的《自然史》就是从473位前代和同代人的著作中整理汇集而成。文岑的《大宝鉴》摘引典籍多达2000多种。中国古代的类书均属汇编式。《艺文类聚》引用古籍1400多种，《太平御览》为1600多种，《永乐大典》引用典籍多达7、8000千种。这种汇编方式的优点是可保存原始资料，有传统上“述而不作”的学术品格，能保持释文客观中立，缺点是资料来源过于狭窄局限，内容单薄片面，且难以与译学最新发展同步。（赵巍，2006:2.6）

英国学者Mark Shuttleworth和Moira Cowie编写，St. Jerome（圣哲罗姆）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9年重印，出版后赢得了国际翻译界的一致好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获得英文版版权将其引入我国，汉语名称为《翻译学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该词典的中文版，由谭载喜主译，取名为《翻译研究词典》。关于这两个汉语名称，我们下文再议。这部词典堪称世界第一部有影响的译学术语词典，主要收录了迄出版时间为止近40年以来翻译学科出现的术语。结构完整，正文（198页）包括300多个条目，文末附有32页翻译研究参考书目。

《词典》的编者Shuttleworth在前言中说，在世界范围内“翻译主题的研究令人瞩目”，同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翻译学在很多方面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Shuttleworth:v）。这就是它编纂和出版的时代背景。编者相信，“所收录的术语将会影响人们的翻译观”（同上：vii），并且“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它描绘出了翻译学科总体发展的轮廓”（同上，viii）。其编纂目的很明确，“凭借翻译学领域有限的参考书，通过学科术语的编排，对翻译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认识和论争提供一个概览。”（同上，ix）。

收词标准符合译学知识的整体观，以描写精神展现了学科的不同观点和研究途径，同时体现了译学知识纵的相互联系性。翻译术语是主要词目类别，占的比例最大，其余类别有：翻译理论、翻译流派、翻译组织和翻译文献。其中，翻译理论包括了多元系统理论、目的论等词目；翻译流派有莱比锡学派、尼特拉学派和操纵学派等；翻译组织有国际会议口译联合会和国际译联F. I. T等；翻译文献有杜布罗夫尼克章程、内罗毕宣言等。但其中不包括翻译家、翻译理论家词目，这虽符合英语专科词典（又叫技术词典）传统，却忽略了翻译与翻译研究主体。在微观体例上，规范而美观，有利查阅；条目的长度都是精心控制的，从10行到25行不等，整本书都给人一种协调一致的感觉。用封底上Shuttleworth的话说，《词典》的内容以及内容的呈现方式使其真正成为翻译研究者或翻译专业高校师生的一本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理工学院翻译学教授Mona Baker主编，Routledge出版公司1998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获得英文版版权将其引入我国，书名译作《劳特里奇译学百科》。出版后因其权威性、严谨性、规范性等优点在译界受到广泛好评。此书应当说是继香港学者Chan Sin-Wai与David E. Pollard（戴维·E·波拉德）合编的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hinese-English，English-Chinese《汉英，英汉译事百科》（1995）之后问世的第二部译学百科全书，但二者特点不同，内容相异。先者占得先机，开译学百科全书之先河；后者则更具权威性、严谨性、规范性，因未拘囿于具体语对，适用性更大，影响也大得多。

主编Mona Baker约请了近30个国家的95位国际知名作者，历时6载，推出了这部杰作，“实为读书界翻译界之幸事”（柯飞，2000），它以工具书的形式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译学著书热和翻译培训热，并成为其标志性产物。“这部百科全书正文：3-583页，书目：583-638页，索引：639-654页。全书［正文——孙注］分两大部分：通论和历史与传统。第一部分81条目，即81个专题论文，作者均为欧美学者。第二部分31条目，分论31个国家或地区的翻译史，其中包括中国和日本的翻译简史，作者也大多为欧美人士。”（同上）第二部分各词条内部均按时间顺序设层次标题，然后是所涉及国家或地区的重要译家传略、译事史实，并重点介绍译者的翻译思想。

《全书》具有如下几种特色：

（1）权威性　从全书主编到词条作者都是各国知名翻译家和译学理论家，他们就自己有所建树或熟悉的领域撰写词条。学者的深度与严谨保证了各个细节的正确性、准确性和规范性，从而赋予了《全书》权威性。第二部分的词条由各国学者自己撰写，从而避免了因隔层参考而引起的不必要的错误。

（2）译学知识全面，全书编纂规范　词条编写的水准是任何一部辞书的灵魂所在。词条的撰写严格按照百科条目释文的要求，词目都是论述的主题，且每个词目之下列有下层知识主题（例如，equivalence之下分为typologies of equivalence，the nature of equivalence，interlingual and intertextual equivalence，equivalence as an empirical and a theoretical concept几个部分），内容大体上都包括以下成分：定性叙述、历史渊源、基本事实、学术争论、参考书目，长度从2000字到6000字不等。翻译史部分的各项内容均按时间顺序排列，如比较典型的American tradition这一词条，其下层知识主题分为the pre-colonial era，the colonial era，the post-colonial era，the present day 4个部分。这样，虽总共只有112个词条，展开却是数百个，因而能够比较全面地展示译学知识。一般词典只给定义，并不对词目展开论述，相形之下，《全书》颇具可读性，是系统学习译学知识的优秀参考书。

（3）重视翻译史研究　Mona Baker深邃的目光看到，翻译史研究在各国是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因而《全书》有必要将其囊括在内。她在前言中说，“尽管简短，却能引起人们对这一被忽视领域的兴趣。”诚然，细细研读，不同国家、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译者的地位和作用、翻译动力、翻译史实、译者传略、翻译类型、或渐进或跳跃的运行轨迹等各具特色的内容连同画面就会映入眼帘，从纵的连贯和原发性上给人以启迪，使人不致迷失本体。

（4）检索方便　检索包括参见和索引。《全书》除整体形排外还有严整的参见系统，例如，属于纵向知识关系的翻译理论与理论提出人互相参见，属于横向知识关系的各相关翻译理论互相参见，属于交叉知识关系的翻译人物、术语同翻译史内容的互相参见等等。这些内容的相互链接体现了翻译学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便于读者产生整体感，举一反三，事半功倍。另外，局部参见与整体参见相结合，如，Literal translation在释文中定义为“Literal translation，also called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by CICERO（106—46BC；See LATIN TRADITION），Horace（65—8BC）and virtually everyone thereafter，and METAPHRACE by John DRYDEN（1631—1700；See BRITISH TRADITION），is ideally the segmentation of the SL text into individual words and TL rendering of those word-segments one at a time.”在这一定义中，局部参见词条分别有Cicero，Latin tradition，metaphrase，Dryden和British tradition，这使literal translation和书内其他几个词条的内容建立了有机联系，由此使这一概念的查检和学习具有了系统性。整体参见是指附于整个词条后部的参见内容，Literal translation的整体参见词条有free translation和unit of translation，这些参见词条是对相关译学理论梳理后的成果，它们和词条本身构成了译学知识的宏观网络系统。（黄希玲：2003）

“《全书》以知识主题为单元选词立目，词条内容宏富，所提及的术语、概念、人物、事件、组织、论著等众多，有许多隐含主题，在这时候，主题分析索引的功能便显露出来。例如，如果想查阅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Catford，Babel等这些不在目录中出现的内容，可以利用主题分析索引。《全书》的索引深度是1:11，索引量充分，便于检索释文内的隐含知识信息，这尤其给意欲悉心钻研或定向搜集资料的翻译学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使该书更具专业性、科学性。”（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