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右翼势力膨胀：1912-1930

从大正政变到九一八事变前夕，“传统右翼”的思想主张逐渐向系统化的法西斯思想理论演化；右翼团体特别是与玄洋社、黑龙会等“传统右翼”组织有所不同的“革新右翼”团体大量孽生；^[14]右翼势力活动的重心也由明治时期的主要对外转向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这是由日本国内几乎同时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即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以日本社会主义者同盟和日本共产党诞生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工会纷纷建立和“以暴挫富”的“米骚动”为标志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局面所使然。因为“日本右翼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之一，即是右翼往往是作为左翼的对立面而存在和发展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先有左翼，后有右翼；先有左翼的进步思想，后有反对左翼思想的右翼主张”^[15]。早已充分认识和领略了右翼势力在强化天皇独裁专制统治和进行对外侵略扩张中所起特殊作用的日本统治阶级，为了应付这一国内“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强了对民间右翼势力政治活动特别是对内政治活动的支持。

思想传播是团体产生和壮大的前提条件。这一时期随着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日本式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法西斯思想的产生和蔓延，不仅传统的民间右翼团体迅速增多，而且军人法西斯团体也应运而生，并以后者居多，我们仍统称为右翼团体。据统计，右翼团体至1927年多达百余个，到1932年已逾千个。^[16]其中主要有：犹存社（1919年）、大日本国粹会（1919年）、自治学会（1920年）、大化会（1920年）、大和民劳会（1921年）、赤化防止团（1922年）、白狼会（1923年）、大行社（1924年）、国本社（1924年）、行地社（1924年）、大日本正义团（1925年）、建国会（1926年）、双叶会（1927年）、天剑党（1927年）、全日本兴国同志会（1927年）、王师会（1928年）、爱国社（1928年）、国策研究会（1928年）、一夕会（1929年）、祖国同志会（1929年）、樱会（1930年）等等。其中，国本社、行地社、建国会、天剑党、王师会、一夕会、樱会等团体系军人法西斯组织。在上述团体中，以民间法西斯团体犹存社和军人法西斯团体樱会最为典型。

1.犹存社

日本第一个民间法西斯团体。1919年8月1日，由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建立于东京。“犹存”二字，一说取自中国唐朝魏征所作的《述怀》诗“中原复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未就，慷慨志犹存”（“荒原朴水说”）；一说源于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虽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木下半治说”）。^[17]不论哪种说法，都是在表达誓做国家“中流砥柱”之意。该组织成立后不久，便邀请当时身在上海的北一辉加入并出任头目。据满川龟太郎回忆，邀请北一辉加入并出任领导的初衷是：“我们没有涉及整个国家机构改造的具体方案。而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可以预见到将会有大变动。一旦出现那种情况，谁能收拾混乱局面正确地引导日本的改造运动呢？想到这些，不胜焦虑。我与同志们一道物色能够胜任它的人物。……我心中暗想，只有从上海叫回北一辉君，请他以自己的见识和经验，调整和指导处于混沌状态的国内改造运动的机运。”^[18]犹存社虽然没有直接采取国家改造行动，但它通过机关杂志《雄叫》（即通过“呐喊”唤起“同志”之意）所进行的法西斯思想宣传，却毒化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特别是青年军官。而且如同明治时期的玄洋社卵翼出黑龙会等众多传统右翼团体一样，犹存社则卵翼出许多类似光之会、魂之会、潮之会、大化会、白狼会的“新种”法西斯右翼团体。由于犹存社等民间法西斯团体有目的有计划地吸收军官置身其中并人为加以训导，由于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法西斯思想迅速向军队里渗透，类似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宇垣一成、永田铁山之流的军人法西斯分子大量涌现，并开始在军队中筹组法西斯团体。结果，从1927年起以现役军人为主或完全由现役军人组成的法西斯团体纷纷成立。其中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法西斯军人团体，是1930年成立的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会。

2.樱会

如果说大学寮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将民间右翼与军人右翼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为军部培养了众多法西斯骨干分子的右翼组织，那么樱会则是 30年代成立的完全由现役军人组成的纯军人法西斯团体。1930年9月下旬，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少壮派将校为核心的现役军官秘密成立了以实现“国家改造”为目标的樱会组织。发起人是桥本欣五郎（参谋本部中佐、俄国班班长）、坂田义郎（陆军省中佐、调查班班长）、樋口季一郎（东京警备司令部中佐、参谋）等人。至1931年5月，会员增至150余人。其中主要成员有：参谋本部的牟田口廉也（步兵中佐）、松村秀逸（炮兵大尉）、河边虎四郎（炮兵少佐）、远藤三郎（炮兵少佐）、小原重孝（步兵大尉）、田中弥（步兵大尉）、武藤章（步兵少佐）、根本博（步兵中佐）、影佐祯昭（步兵中佐）、长勇（炮兵大尉）、和知鹰三（步兵少佐），陆军省的田中清（步兵大尉）、富永恭二（步兵少佐）、岩畔豪雄（步兵大尉），陆军大学的辻政信（步兵中尉）。从中不难看出，很多会员日后成了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战争狂人。樱会成立的目的和吸收会员的条件是：“本会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如感必要，不惜行使武力”；会员“限于陆军中官阶在中佐以下、关心国家改造并毫无私心者”。其纲领是：“尽一切手段向国军将校灌输国家改造必要性之意识，加快扩充会员，为制定国家改造的具体方策而有所作为”；后又增加了“积极解决满蒙问题，必以国家改造为先决条件”一条。其成立宗旨是：伦敦裁军条约使人产生危机感，批判“高层为政者的悖德行为和政党之腐败”，“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充满活力和透明的国政”。^[19]1931年1月，樱会制定出具体的国家改造方案。在此方案指导下，虽然对外配合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举得手，但随后对内策划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却未果而终。随着陆军法西斯分子分裂成“皇道派”和“统制派”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樱会走向解体。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右翼势力的思想主张，除传统的天皇中心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这一核心内容外，还产生了以“国家改造”为核心内容的更具煽动性和影响力的法西斯主义。这些思想主张除反映在右翼团体各自的纲领中外，主要集中于北一辉、大川周明、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等法西斯思想家们的著作中。就右翼团体的纲领而言，关东国粹会的纲领提出：“以皇室为中心，联合全体志同道合之人……为国家效犬马之劳”；^[20]大日本国粹会的纲领宣称：本团体是“政治外的侠客”，“吾辈父子兄弟般的团结具有千钧之力”，因此要以“实力”粉碎社会主义运动；^[21]大和民劳会的纲领提出：“遵循以皇室为中心之大义，俾上下忠诚一致，发扬建国之美风”；^[22]大日本正义团的纲领提出：“防止赤化思想，信奉皇室中心主义，刚健国民精神，为改变社会风气而努力。”^[23]不过，拥有更全面更系统纲领的右翼团体，要数犹存社和行地社。为了摆脱日本“目前面临的内外艰难与危机”，“实行国家根本改造和创建国民精神的革新”，以及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使命”，犹存社制定了七条具体而完整的纲领：“一、建设革命的日本；二、充实日本国民的思想；三、合理地组织日本国民；四、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五、推行道义外交；六、加强改造运动的联络；七、锻炼战斗的同志精神。”^[24]行地社制定的七条纲领则是：“一、建设维新之日本；二、树立国民之理想；三、实现精神生活之自由；四、实现政治生活之平等；五、实现经济生活之友爱；六、解放有色之人种；七、统一世界之道义。”^[25]以上不难看出，这些法西斯团体的纲领，有的赤裸裸地增加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内容；有的则在“自由”“平等”“友爱”“革命”“道义”“民族解放”的幌子下行专制性天皇中心主义和侵略性大亚细亚主义之实。不过，系统、全面并产生巨大负面历史影响的思想主张，则是北一辉、大川周明、权藤成卿的法西斯思想理论。

1.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

北一辉（1883—1937）21岁时，发表过被官方视为“不敬”之作的文章——《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观察——所谓打破国体论》，曾被片山潜、河上肇等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视为“同志”。1906年，经宫崎滔天介绍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且与宋教仁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但从1910年参加黑龙会起，很快转变成为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法西斯分子。1919年8月，几乎与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战斗团”（1919年3月）和大川周明组建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1919年8月）同时，这位被称为日本法西斯运动先驱和理论“魔王”的北一辉，^[26]写出了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圣典”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32年出版时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此外，北一辉早年还先后于1906年和1915年出版了《国体论及纯粹社会主义》《革命的支那与日本的外交革命》两部极具欺骗性的著作）一书。这是北一辉在玄洋社头目头山满资助下旅居中国期间，于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中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写成的，由此一举成为公认的日本法西斯运动理论家。在大川周明的亲自邀请下，他于1920年回国参加了犹存社，又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活动家。1936年，并未直接参与“二·二六”政变的北一辉以“思想主犯”的罪名被捕入狱，翌年8月19日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主要集中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天皇中心主义。北一辉青年时代，由于受到自由民权运动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曾发表过一些对天皇和天皇制有所“不敬”的文章，认为天皇不过是拥有特权的国民的一分子，因此国家政权应该由天皇和国民共同掌握。但与其他众多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一样，他很快就由“非议”天皇制“转向”肯定、赞颂和拥护天皇制。“转向”后的北一辉盛赞明治天皇是“统一了两千五百年信仰而使国民的自由得以维护和扶持的大皇帝”，是“国民之总代表”和“国家的根柱”。^[27]可以看出，这时的北一辉已转变成为一名天皇中心主义者。不过，北一辉的天皇中心主义是与国家中心主义重叠在一起的，是为“国家改造”服务的，不同于其他法西斯分子表里如一的天皇中心主义。

第二，“国家改造”论。是为北一辉法西斯思想的核心内容。北一辉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的结论中宣称：“今日本之现状，内忧外患并存，实直面有史以来未曾有过之国难。……如按过去50年间人口增长两倍计算，距此百年之后，必将需要能养活2亿5千万人口之土地。日本未来实令人忧虑，邻邦凄凉之景象令人悲悯。对此我们怎能安于社会主义者之辈的和平论呢？”^[28]那么，如何解决令人忧虑的这一“国难”问题呢？他提出必须动用“国民之总代表，国家的根柱”——天皇的大权，由具有“法西斯献身精神”的军人通过暴力（即武装政变）改造国家。具体说来就是：要在三年内停止宪法（明治宪法），解散国会，由天皇以国民总代表的身份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为此，要彻底改造国家现有的行政机构，以顾问院代替枢密院，以审议院代替贵族院，以“改造内阁”代替现行内阁，以“国家改造议会”代替现行议会。^[29]正是在这一富于煽动性的“国家改造论”驱动下，日本右翼分子在国内发动了一系列法西斯政变。

第三，“亚细亚联盟”论。北一辉宣称：“随着国家改造的完成，亚细亚联盟乃可义旗翻扬而真正到来，日本乃可执世界之牛耳，宣布‘四海同胞皆是佛子’之天道，垂其范于东亚。”^[30]他为此野心勃勃地描绘出一幅置中国、印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把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各国纳入日本版图的侵略扩张蓝图，实为后来日本战争政府兜售的“大东亚新秩序”论和“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最初构想。北一辉还说：“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国的七亿兄弟绝不能取得独立。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不外乎是各封建国家经过一个时代的内战后取得统一的记录。惟一可能的国际和平，就是这个时代的国际战争之后取得的封建式和平。这种和平将由于出现一个可能统治世界各国的最强大的国家而实现。”这个国家不是他国，正是“能够与这些罪恶势力（指日本国内的腐败势力——本书作者）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能够“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能够“成为世界各国领导者”^[31]的日本。这样，北一辉在为了中印两国的“独立”和“国际和平”的幌子下，赤裸裸地抛出了自己的侵略扩张思想。北一辉的“贡献”不止于此。他还为日本统治阶级推行侵略扩张之国策制造了“理论根据”。他荒谬地把英国比做全世界的“大富豪”，把俄国比做北半球的“大地主”，把日本比做世界上的“无产者”，声称日本应“堂堂正正地向彼等开战以夺取其独占之权利”。^[32]当时日本正面临着严重危机，统治集团中有人鼓吹“亚洲门罗主义”，即由日本来统治亚洲；也有人鼓吹用“武力帝国主义”“打破现状”，争取“生存权”。北一辉的“大纲”恰好表达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志。在日本，这一思想直至今天仍有市场和影响。

2.大川周明的法西斯思想

大川周明在《复兴亚细亚诸问题》等书中大肆鼓吹大亚细亚主义，企图在领导亚洲各国各民族“反抗西方列强”的幌子下实现称霸亚洲的罪恶目的。

大川周明（1886～1957）在战前日本法西斯化进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主要表现在：（1）作为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和作为具有“昭和军阀贮水池”之称的大学寮的创立者，作为与军人法西斯团体樱会有着密切关系的法西斯头目之一，他培养了一大批法西斯骨干分子，并建立或参与建立了很多法西斯右翼组织。（2）大川周明除对内参与策划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五·一五”事件等一系列旨在“国家改造”的恐怖活动和政变事件外，还直接从事侵华活动。他在中国东北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供职十年（1918～1928），官运亨通，升至局长，真可谓“今年县宰加朱祓，便是苍生血染成”^[33]。1929年东北经济调查局从“满铁”独立出来后，他又与关东军共同策划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直接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3）大川周明作为“大东亚的论客”，对日本法西斯化的最大“贡献”当然体现在完整、系统的法西斯理论的建构上。他通过《复兴亚细亚诸问题》《复兴印度之精神根据》《亚细亚建设者》《近世欧罗巴殖民史》《日本文明史》等著述，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法西斯思想：

第一，天皇中心主义。大川周明反对政党政治，仇视大正民主运动、劳工运动和共产党。他把“万世一系”的天皇尊奉为“日本之国粹”和“冠绝五洲的日本精神”；提出应主要依靠天皇和军人完成“国家改造”和实施对外侵略，即必须“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追求党利为主的政党政治之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之皇国政治”。^[34](www.chuimin.cn)

第二，“东西对抗”论。大川周明不仅把东西方的历史归结为亚细亚与欧罗巴之间反复战争的历史（“东西对抗”论或东西“文明冲突”论），而且不加区别地肯定和讴歌战争对文化产生和交流的“意义”，即公然宣称“战争创造文化”。他说：“在所有的战争中，规模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战争要属世界史上两个最大的对抗体——东洋与西洋、亚细亚与欧罗巴之间反复进行的战争。”正是“双方的对立、斗争，使新文化得以产生”。^[35]他还以一系列战争为例说明：正因为有了首次东西方之战——希波战争，才产生了欧洲文明的三大支柱——罗马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正因为有了回教西征战争，才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大地上绽放出一朵“璀璨的世界文化”之花朵；正因为有了蒙古人席卷世界的征服战争，才使欧亚之间有了空前的文化交流和联系。……他据此宣称：“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东西两强国以性命相拼的决斗，大概是历史安排的，为新世界诞生所不能避免的命运。”所以，他一再呼吁和叮嘱日本人做好东西决战的准备，叫嚣道：“日本呵！是一年后，十年后，还是三十年之后，那只有天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天将命你赴战，要一刻也不能大意地充分做好准备呵！”^[36]他还宿命论地提出：“这两国（指日美两国——本书作者）不知是天然还是偶然，他们分别一个以太阳（太阳旗）、一个以群星（星条旗）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其对立宛如白昼与黑夜。”^[37]与霍布斯提出的“战争是国家之母”如出一辙的大川周明的“东西对抗”论，不仅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穷兵黩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成为今天日本右翼分子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根据”，其恶劣影响十分深远。

第三，“大东亚秩序建设”论。大川周明提出：“东亚新秩序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绝不是在今天新产生的想法，从近代日本为了国民统一而奋起时开始，它便成为连绵不断的追求目标。”具体说来，由“孕育了新日本非常具体的姿态”^[38]的佐藤信渊开其端。大川周明的这一观点是符合史实的。因为从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到吉田松阴的《幽囚录》，再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等等，确已孕育了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新秩序”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胚胎”。除此之外，大川的其他一系列观点，诸如日本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怀着满腔同情并给予了援助，而这种援助除了切望支那复兴外，别无他意”的说法；因为日本在亚洲“做出的牺牲最多”，所以亚洲各国才“把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权赋予了日本”的说法；“王道满洲国”建立后，接下来的就是“解放东亚各地被压迫、被征服的民族，逐次建设王道乐土”的说法；中日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发生的原因在于“第三国介入”，而其本来性质则是“内乱”的说法；蒋介石与英美联合抗日是“蹂躏兴亚大义”的说法等等，^[39]无非意在说明：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复兴”亚洲、“解放”亚洲，因此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应自觉接受日本的领导，应无条件地“贡献”本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支持日本同“压迫者”“征服者”——欧美等国进行的战争，即使被（日本）侵略、掠夺和屠杀，也应服从“兴亚”大局。这无疑是在为日本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寻找理论“根据”；也出人意料地成了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历史“依据”。

大川周明与北一辉的思想主张在崇尚暴力、鼓吹战争万能等方面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第一，大川周明的思想主张是完全建立在“天皇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即始终没有摆脱“天皇中心主义”的束缚。而北一辉的国家社会主义则建立在“国家中心主义”基础之上。就是说，北一辉虽然也尊崇天皇，但他心中的天皇是经过改造了的“革命”的天皇、“公有制”下的天皇。因此，他不追求为天皇献身，只情愿为国家献身。受“二·二六”事件牵涉而被判处死刑的北一辉在走向刑场途中，拒绝与自己同赴黄泉的助手西田税提出的“三呼天皇万岁口号”的建议，就能够说明这一点。这大概与北一辉青年时代受过自由民权运动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关。第二，在对内“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先后顺序上，北一辉主张先进行“国家改造”，后实施对外侵略；而大川周明几经变化，最后主张二者同时进行。^[40]第三，在参与政治活动上，北一辉主要用自己的法西斯思想指导法西斯运动，很少直接参与国内的法西斯政变和对外侵略活动；而大川周明“理论创造”和政治活动并重。第四，在日本主要敌国的确认上，北一辉主张以“英俄”为主要敌国；而大川周明则主张视美国为主要敌人。尽管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在思想主张和政治活动上有诸多不同，但两人在将日本引上法西斯侵略战争道路这个大目标上是一致的，在推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分伯仲；从“侵略战争”源于“侵略政策”，“侵略政策”又源于“侵略思想”这个意义上说，北一辉和大川周明是以自己的法西斯思想理论为祸人类的，可谓犯下了滔天罪行。

除北一辉、大川周明的法西斯理论外，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等人提出的可谓日本法西斯思想“特产”的农本自治主义，对加速日本社会法西斯化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农本自治主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农本主义；二是自治主义。法西斯理论家权藤成卿在其著作《自治民范》《乡村自救论》中阐释说：“农本自治主义就是以农业为立国之本而否定大工业化。”具体地说，农本主义就是“恢复以农业为中心的君民一体的国体”；自治主义是“自然而治之意”。^[41]而橘孝三郎兜售的是大地主义、兄弟主义、勤劳主义三位一体的农本自治主义。这种建立以农为本之国家的思想主张，实质上同样是在为推翻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政党政治进而建立天皇制法西斯独裁政权提供“理论根据”。由于他们为农民“鸣冤叫屈”，因此这一思想主张不仅被为数众多的农民所接受，而且在出身农村的中下级军官中产生了共鸣。他们打着农本自治主义的旗号，发动了一系列类似“五·一五”事件的法西斯政变。

北一辉、大川周明、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等人的法西斯思想出笼后，不但在民间右翼分子中产生了共鸣，而且强烈地打动了军队中的青年将校。千百万被迷惑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出于对政界腐败和家庭贫困的痛恨，纷纷建立或加入法西斯右翼团体。这一时期的日本右翼势力既可分为“为国分忧”的“任侠右翼”和偏重实践的“行动右翼”两部分，也可用“传统右翼”和“革新右翼”（即“法西斯右翼”）加以区分，而且二者越来越呈现出殊途同归、同流合污之势。如果说明治时期日本右翼活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国外，那么大正时期和昭和初期的日本右翼势力则把政治活动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即同时充当了统治阶级镇压国内进步力量的走卒和对外侵略的急先锋。

1.对内配合政府镇压进步力量

日本右翼势力对内积极配合政府破坏和镇压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运动。在破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方面，有三个事件最为典型。第一，迫害进步知识分子事件。1918年11月，为配合警察当局对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反对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大阪《朝日新聞》的打击，以头山满为首的黑龙会成员竟对该报社长实施绑架，对编辑和作者进行威胁恫吓，迫使大山郁夫等文化名人被迫退出报社。他们还派内田良平等右翼骨干分子前往严厉指责过右翼丑行的著名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吉野作造的私宅进行挑衅和辩论，遭到吉野先生痛斥。第二，刺杀安田财阀首脑事件。1921年9月28日，一位因缴纳不起学费而屡次辍学，走上社会也无法摆脱困境的青年朝日平吾，先将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善次郎刀杀于住所，然后自杀。从他留下的《檄文》和《斩奸状》的内容以及将遗书、遗物留赠北一辉的遗言来看，明显受到了北一辉思想的影响。他在《檄文》和《斩奸状》中说：无政府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从根本上说与自己是不兼容的，能够产生共鸣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崇拜天皇，颂扬天皇一视同仁、无差别地施恩泽和善政于所有的臣民。他认为，是“君侧之奸”财阀、政党和政府把天皇与广大臣民隔离开来，从而造成了世道不公、百姓贫困的局面。因此，“清除君侧之奸、诛杀奸富是使国运昌盛、国民幸福的手段，是我等真正日本人当然的要求和权利”。他对天皇的崇拜，对天皇制的肯定，以及只要实行“清除君侧之奸”的“大正维新”社会就可以变好的想法等等，与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所阐述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42]而朝日平吾明目张胆的刺杀行动，又反过来使北一辉及其信徒大受鼓舞。北一辉不无自信地宣称：“这样社会就会改变，暗杀先行于革命。”^[43]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事后右翼分子竟在西信寺为朝日平吾举行了一个有千余人参加的规模盛大的葬礼。当时的舆论和民众把同情给了杀人凶手朝日平吾而不是被杀者安田善次郎本身说明，日本民间法西斯右翼已经“有潜在的社会基础”^[44]。第三，暗杀原敬首相事件。在“米骚动”冲击和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影响下，以政友会总裁原敬为首的政党内阁（原敬本人是没有爵位的政党人士，多数阁僚又都是政友会的成员）取代了以寺内正毅为首的军阀内阁。原敬内阁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和集中力量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工农运动，采取了一些拉拢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改良措施。原敬首相的这一做法，引起民间右翼团体的不满。在朝日平吾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的11月1日晚7时许，当原敬为参加在京都召开的政友会大会而来到东京火车站准备乘车时，在检票口被一个名叫中冈艮一的青年用短刀刺中胸部，三天后死去。从凶手中冈艮一是犹存社机关刊物《雄叫》的热心读者以及欲救国民于“恶政”之中的行动初衷来看，也明显地受到了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法西斯思想的毒化。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随着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以1922年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走向高潮，日本右翼势力又开始配合统治阶级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从大正赤心团、赤化防止团、国际反共联盟、兴亚灭共俱乐部等法西斯团体的名称，就可以明显看出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典型事件，要数1923年配合宪兵、警察迫害朝鲜侨民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事件。在这起屠杀阴谋中，有6415名朝鲜人遇害；平泽计七、河合义虎、大杉荣等日本进步人士惨遭杀害；浅沼稻次郎、大山郁夫等著名人士被捕入狱。实际上，在后来的“三·一五”事件（1928年）、“四·一六”事件（1929年）等历次镇压日本共产党人的血腥事件中，都能看到右翼分子助纣为虐的影子。正因为日本共产党的力量早被摧残殆尽，才导致后来在日本始终未能建立起类似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而这一局面的出现，又反过来为日本法西斯势力夺取国家大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日本右翼势力对工农运动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以暴力方式直接介入劳资纠纷和租佃纠纷并酿成流血事件上。主要有：决心“以实力粉碎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日本国粹会挑起的与水平社之间的流血事件；大和民劳会破坏《每日新闻》社工人罢工和袭击社会主义者堺利彦事件；大正赤心团袭击左翼工会演讲集会和刺杀社会主义者高尾平兵卫事件；大日本正要团介入目蒲电铁公司和江之岛电车公司劳资纠纷事件等等。此外，他们还在镇压“米骚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对外积极从事侵略活动

在对外侵略方面，不仅军人法西斯势力起了中坚作用，而且民间右翼势力在推动政府实行强硬外交、进行舆论动员、为关东军刺探情报等方面，均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首先，看军人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活动。日本帝国主义继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赌国运”侥幸胜利之后，又在1927年6、7月间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制定了灭亡中国和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此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实施这一狂妄的侵略扩张计划过程中，日本军人法西斯分子发挥了中坚作用。但务须指出的是，军部法西斯势力的侵略行动绝非“独断行为”；^[45]恰恰相反，它是逐步法西斯化的日本政府“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一“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1929年7月，以法西斯高级军官、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部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两人为核心，开始制定更加具体的侵占满蒙计划。^[46]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强调：解决“满蒙”问题不能只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同年5月，石原在自己的手记《“满蒙”问题私见》中提出：为了占领“满蒙”，要用武力行动迫使国家跟着走，而这种机会要用策略来创造。^[47]据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后来回忆说：“1931年春，关于柳条沟（应为‘柳条湖’——本书作者）事件的大致计划制定出来。”^[48]8月1日，熟悉中国情况的另一名法西斯高级将领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8月3日，他在写给陆军大臣的信中说：“本庄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指苏联——本书作者）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49]为此，本庄繁与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开始战争部署。1931年9月18日，这股军部法西斯势力借口“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贼喊捉贼的方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结果，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下，日军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仅以日俄战争伤亡人数百分之一（1199人）的微小代价，就占领了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2.5倍的中国东北三省。

其次，看民间右翼势力的侵略活动。在日本国内，随着军阀田中义一上台组阁，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越发猖獗起来。早在1928年3月，玄洋社、黑龙会的头面人物田锅安之助、田中弘之、末永一三、内田良平等人，就向田中义一首相呈上意见书，要求政府“必须摆脱历来内阁动摇不定的大陆政策”，“迅速解决满蒙问题，将满蒙与支那本土分离，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以完成我日本之天职和使命”。^[50]4月3日，头山满、内田良平、田中弘之、副岛义一等人又主持召开了“内治外交振作有志大会”，宣布成立内治外交振作同盟，以敦促和推动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迅速解决满蒙问题。5月13日，该同盟在东京召开“济南事变殉难同胞国民追悼会”和“暴力膺惩国民大会”，歪曲济南惨案真相，支持田中内阁出兵山东的强硬政策，同时推动国民将注意力投向海外。其各地支部也相继召开演讲会，公开主张不惜以武力确保日本的“满蒙生命线”。皇姑屯事件之后，滨口内阁取代田中内阁，币原喜重郎再度出任外相。一向视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无为无策外交”的玄洋社、黑龙会等民间右翼团体，再次掀起抨击币原外交的高潮。1929年2月，内治外交振作同盟联络东亚联盟协会、大亚细亚民族会、大日本会、内外更始俱乐部、满蒙研究会、满蒙同志会等民间右翼团体以及在乡军人会，在全国各地举行各种集会，指责“币原外交”“软弱无力”，叫嚷誓死保卫日本的“满蒙权益”。与此同时，这些右翼团体还派浪人赴中国东北考察“排日”实情，回国后在日本的60多个地方举办了“排日实情展览会”“支那政情展览会”等。恰如右翼分子事后自诩的那样：“毋庸置疑，这对于盼望满蒙问题激化的人们来说，给予了极大的影响。”^[51]同年，为了直接配合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采取侵略行动，大川周明在陆军当局赞助下，以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的身份纠集千余右翼分子，在南起鹿儿岛北至北海道的日本各地举行演讲会，向国民大肆宣传“在满日本人的经济战线遭到破坏”“条约权力被践踏”等，目的在于“使日本国民懂得为了日本的生存，必须解决满蒙问题”，并为“必要时不惜以武力解决”做好“精神准备”。大川周明不无得意地说：对日本国内的这种大规模的宣传，“是运筹对中国东北侵略的第一个步骤，听众数目超过了预料，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52]。可以看出，这些演讲活动在煽动日本国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实施早已拟制好的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造就了极为有利的社会舆论氛围。大川周明还于1931年4月建立了“满洲问题研究室”，专门研究“满洲”动向及其对策。不久，他又派遣谋杀了张作霖的凶手河本大作赴中国东北协助关东军做情报工作。九一八事变的前两天，大川周明在紧张筹划“十月事件”的同时，派特使中岛信吾携3万日元飞抵旅顺拜会关东军要员。根据大川周明在九一八事变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满铁”发布了“大川功绩调查书”，对他进行表彰和嘉奖。“调查书”宣称：“大川周明对满洲事变前后创造出完整而统一的舆论基础，建立了巨大功勋。他与满铁和参谋本部合作，游说各地，对国民进行激励和鼓舞。……不可把满洲事变与大川氏的名字分开加以思考。”^[53]及至“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发生，日本民间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膨胀到极点。1931年7月 21日，他们在上野精养轩召开“满鲜问题有志大会”，向社会各界发布宣言和决议。会后，由头山满、内田良平等右翼头目亲自出面，先后走访了若槻首相、币原外相、南次郎陆相，呈递大会宣言和决议，敦促当局迅速改变“软弱”外交，采取果断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8月25日，71个民间右翼团体联合召开声势浩大的“满蒙问题研究大会”，要求政府“发动我之实力”“贯彻我之主张”。^[54]

在中国东北，一些右翼分子还鱼贯进入梦寐以求的“满洲新天地”，与“满铁”社员一道建立了类似大雄峰会、满洲青年联盟的“满洲现地”右翼组织，直接配合关东军的侵略行动。他们或为关东军刺探情报、献计献策，或替关东军回国游说当局、欺骗民众。以满洲青年联盟为例，该团体成立后，立即展开舆论宣传攻势。除散发传单和编印宣传小册子外，还会同另一个右翼团体大雄峰会的成员先后三次组成“母国游说团”回国演讲。在玄洋社、黑龙会等国内民间右翼团体的支持和配合下，游说团在日本各地巡回演讲，鼓噪煽动，目的在于激起民众的仇华情绪。派到仙台的会员美坂扩三甚至演出了登台剖腹自杀的丑剧（未遂），其狂妄和嚣张由此可见一斑。另外，被称为“满洲国胚胎”的“满洲自治议案”，也是由满洲青年联盟在1929年6月炮制出来的。

这样，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随着右翼团体的激增和完整系统的法西斯思想的形成、蔓延及向军队渗透，已在天皇制日本社会内部出现了“传统右翼”与“法西斯右翼”“民间右翼”与“军队右翼”并存的局面。整个日本社会加速法西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