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天人合一的归宿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老子、庄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概念，但却处处体现了这一思想。最早使用“天人合一”概念的是北宋时期的张载。后来程朱理学又予以进一步发挥，使“天人合一”进一步成为论证君权神授的思想工具。“天人合一”思想也遭遇过质疑。中西方的不同在于“合”到哪里去？

四、“天人合一”要“合”到哪里去

为什么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那么强烈？为什么其权谋文化如此发达？除了长期的专制制度的毒化以外，还导源于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整合与扭曲。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宇宙观、人生观的根本学问，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大意是，无论在自然界（科学技术层面），还是在人类社会（伦理道德与政治层面），都要“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和“天人相通”。

从汉字字形而论，“天”是一个张开双手和双脚大写的人——“大”字头上加上一横，天在人上，人在天下，天人合一。天，不单指天空，它是整个宇宙自然界，可以与人感应，能够主宰国家和个人命运，赋予人吉凶祸福，赋予人仁义礼智信的本性，人们必须敬畏侍奉。天由气构成，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天气与地气交合产生了“人”。人融化于天地万物之中，通过男女与天地、日月、昼夜、寒暑、正负、阴阳等宇宙二元之力相应。天是一个大宇宙，人是一个小宇宙，“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形体上，天有四季，人有四肢；上天一年有365日，人有365个关节；道德上，人有好恶喜怒，天有春秋寒暑；人有仁、义、礼、智、信，天有金、木、水、火、土，自然观上，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春种夏锄秋收冬藏。

“天人合一”思想早在老子、庄子那里已经出现。老子、庄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概念，但却处处体现了这一思想。老子《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5]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56]。后来，董仲舒提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57]董仲舒认为“天人相副”，人是天的拷贝。最早使用“天人合一”概念的是北宋时期的张载。张载在《正蒙·乾称》中说：“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后来程朱理学又予以进一步发挥，使“天人合一”进一步成为论证君权神授的思想工具。至今，天人合一更多的是被赋予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含义。

“天人合一”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的根本规律，发展出整体统摄、辩证通变、贵和尚中、和平和谐等传统文化精神。中国的古代科技、中医学、天文、地理，中国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等，无不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与核心。

毋庸置疑，“天人合一”思想也使我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方向有自己的特色：重现实功用和前人经验，轻抽象理论和逻辑分析；重直觉顿悟，轻视理性思辨和科学发现等。我国近代科技开始落后于世界，不能说与这个思想没有一点关系。

“天人合一”思想也遭遇过质疑。荀子认为，天人相分，天人各有其道。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道不能干预人事，国家治乱根源在社会人事本身，无需乞求于天、怪罪于天。^[58](www.chuimin.cn)

本有局限的“天人合一”思想，却被历代统治阶级扭曲和利用，来论证君权神授，服务于专制主义的蒙昧策略统治。“天人合一”问题，类似于人与自然、神圣与世俗、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的关系问题，这是每个民族、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西方社会在极端的世俗化与极端的宗教化两极中找到了平衡：一方面是极端的世俗化，另一方面是极端的宗教化。宗教保证了人的精神存在，世俗保证了人的现世存在。宗教天国的超越以现实的感性存在为依托，现世的感性存在以宗教天国为支撑。既有形而上的灵魂寄托，又有形而下的世俗关怀，可以相互审视，相互依靠，找到天与人的平衡而合一。

中国社会既缺乏西方的形而上学的传统，又缺乏西方市民社会的现实依托。因而，在世俗与神圣的关系中，采取了一种特别灵活和实际的方式。人生在世，只能依照天的意志，去适应天，而不是去征服和改造。因此，中国人讲究天人和谐，并不十分提倡人定胜天。中国文化虽然也强调天与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的因素，但最终大都落实到“二元同一”、“天人合一”、“性天合一”、“天人合德”方面，重视的是天与人的“合一”，忽视了天与人的对立与分离，缺少对世界和人生本体、本源的形而上的理性探索。

西方社会虽然在天人合一问题上偏重天与人的对立，但同中国一样，仍然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中西方的不同在于“合”到哪里去？是合到人，还是合到天？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始终毫不含糊。老子《道德经》第68章讲配天，强调以人合天，而绝非以天合人。老子主张“配天”，以人合天，使人与天从相分、相抗，达到与天一体，天人和谐，同归大道。中国古代认为，大自然各种现象都是天意的体现，王朝更变自然是天命所驱使。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者和代言人，因此，皇帝的意志即是天意。反皇帝反君主即是逆天。

实质上，西方也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不同的是，西方国家是“天”合到“人”，人敢于冒险进取，征服和战胜自然，个人智慧得到张扬；中国是“人”合到“天”，人要努力屈服上“天”的威力以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天子”的意志，抑制自然本性服从“天”和“天子”的天条；西方发展出了人本、人文、人道、人权，注重个人的能力、智慧、自由和权力。中国，则发展出了“天”、“天子”，铸造出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随着君主专制政体的逐步完善与强化，“天子”最终成为“天”的代名词和代言人。天子以外真正的“天”事实上被悬置起来；西方文化虽然没有合到天，而是合到人，合到人的创造能力，但对天却十分敬畏，把天看成是一个激发生命本质能量的对象，既看重人，也敬畏天，手段与目的统一，突出了有信仰的人生；中国虽然表面上没有合到人，而是合到天，但合到的是虚假的“天”，即天在地上的代表“天子”，相反，对天却始终是敬而远之，远离形而上的和抽象的推论，特别看重实用、现世利益和人际关系，终究没有形成统一的信仰传统。

中国社会始终把《易经》作为学问之学问的“元学问”，因为《易经》讲“易”，讲变通，《易经》既为社会和人生提供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同时又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谋文化所整合，和成为道学的道教一样，同样没有摆脱为权谋文化提供思维方法支撑的命运。

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天人合一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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