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文库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吴子》的成立与传世

第二节　《吴子》

一、《吴子》的真伪与流传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今存本二卷六篇，篇名分别是《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全书约五千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事迹，当是由吴起及其门人编缀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子》一书是吴起兵学流派的集体性创作，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所反映的是吴起本人的军事思想。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吴子》一书的真伪和作者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吴子》系吴起自著，有人认为其书出于吴起门人的笔录。我们认为，这些分歧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仅仅涉及吴起与此书的关系是“作”或“述”的问题，并未否定此书所反映的是吴起本人的军事思想。从古书成书的一般规律考察，《吴子》的成书当是上述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即既不乏吴起本人的手笔，也多少带有其门人宾客增补润饰的内容。由于时代久远，资料缺乏，我们今天已很难将其一一区分清楚了，可以略而不论。

然而历史上也有一些人对《吴子》一书予以全盘的否定，简单认为《吴子》系后人伪托或杂抄成书，从而断定其为一部“伪书”。这一观点主要流行于清代和近现代。姚际恒云“其论肤浅，自是伪托”，姚鼐则云：“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苏明允言‘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颇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现代学者郭沫若、黄云眉、张心徵、金建德等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其中尤以郭沫若的疑伪观点最为系统。主要论点有三点：（一）“现在的《吴子》……辞义浅屑”。（二）《吴子》多袭用《孙子兵法》、《曲礼》、《淮南子•兵略训》等书的语句。（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配以方色，时间在战国末年以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他最后的结论是“今存《吴起》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所依托”⁽¹⁹⁾。

我们认为，这些“伪书”论调，乃是疑古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主观臆断，难以成立。首先，判断古书的真伪，不能以其书行文是否典雅优美为依据。仅以“辞意浅薄”、“辞义浅屑”而将其书打入“伪书”行列，未免过于武断轻率，不足为凭。当代人为文，尚有雅俗畅涩之别，我们怎么要求古人为文都达到同一境界呢？其次，吴起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在个人事业上固然要胜过孙子，但其撰写兵书与实际经国治军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吴子》的理论水平一定高于《孙子兵法》，否则白起、韩信等人就要留传兵法著作，而且应该是最上乘的。更何况《吴子》与《孙子兵法》各有千秋，不能简单地判别轩轾。最后，《吴子》书中提到的“笳笛”、“四兽”等问题，随着论者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掘的进展，已不能作为否定其书真实性的根据。如考古发掘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时，其中“发现的一具漆衣箱，盖上以黑漆为地，朱绘青龙、白虎，中央有象征北斗的大‘斗’字，环以古文的二十八宿名称，是非常珍贵的天文学史资料。……至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长期以来被指为汉代较晚才产生的。擂鼓墩这具二十八宿图漆箱的发现，足以纠正流传的错误观念”⁽²⁰⁾。

曾侯乙墓的年代要略早于吴起的活动年间，故《吴子》书中提及青龙等“四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笳笛”，也见于《六韬•虎韬•军略》。《六韬》一书已因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六韬》竹简残本的出土，而被证实是战国兵书。由此可见，《吴子》中提到“笳笛”等等并不足为怪。况且，古书的成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均免不了有后人所增添附益的内容，我们要判定某本古书的真伪，只能依据其书的主体思想立论，而不宜以个别的名词或提法作为取舍的标准。所以，即使退一步说，《吴子》中的“笳笛”、“四兽”等文字内容确凿是晚出的，也完全不足以动摇其书的真实性，更不能以此而否定吴起及其后学的著作权。

从以下各种情况来看，《吴子》一书系吴起和其门人共同撰写，是可以成立的。

第一，《吴子》一书在历史上见于多种史籍的著录，这是其书性质判断上的重要依据之一。《韩非子•五蠹》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家有之。”这表明吴起曾著有兵书，其书与《孙子兵法》一样，早在战国晚期就风行于世，为人所重。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提到“《吴起兵法》世多有”，这说明在西汉初年，《吴子》的流传也很广泛。又《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天子（汉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这显示当时统治者对吴起的兵书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东汉以来，史籍对《吴子》的著录仍不绝如缕。《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吴起》，四十八篇”。可见《吴起兵法》不仅依然流传，而且篇数众多，内容丰富，不仅如此，《吴子》还和《孙子兵法》一样，受到军事家的普遍重视和广泛应用，如《后汉书•冯衍传》中提到东汉大将军鲍永“观孙、吴之策”，又如《三国志•魏书•太祖本纪》注引王沈《魏书》云“曹操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兵法”，再如《晋书•李玄盛传》亦记载“李玄盛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这都是明显的事例。

当然，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吴子》一书有不少内容佚失了。到了唐初，《吴子》只存下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吴起兵法》一卷，即系这方面的标志。然而残本《吴子》与古本《吴子》之间仍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隋书•经籍志》说得很清楚，当时一卷本《吴起兵法》的注者是三国时人贾诩，所以并不存在两晋南北朝人“伪托”的问题。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起的兵书为“《吴起兵法》一卷”，当与《隋书•经籍志》的是同一部书。《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则均著录吴起兵书为“《吴子》三卷”。此后历代公私目录书对《吴子》均有记载著录。唯卷数上有一卷、二卷、三卷的区别。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吴子》三卷，周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动》、《励士》，凡六篇云。”这里面的篇数与今存本相同，篇名除《说国》为《图国》，《变动》为《应变》外，其余亦相同。由此可见，今传世本《吴子》在唐代即已基本定型。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将《吴子》编入《武经七书》，更是广为流传，不复再有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历代对《吴子》的著录史不绝书。其间虽有篇数、内容佚失的情况存在，但是《吴子》一书的部分内容却自战国以来一直流传了下来，今本《吴子》的真实性无可怀疑。

第二，今本《吴子》中的不少内容，与史书有关吴起的史实记载相吻合，同时也与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以及吴起军事思想的要义相一致。

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如吴起曾受业于儒家曾子门下，故其论治军时，多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又如《吴子》主张“以治为胜”，强调明法令，重刑赏等等，这与《史记》本传记载的“明法审令”立场完全一致。再如《吴子》要求在对待士卒问题上做到“与之安，与之危”，造就“父子之兵”，这和《史记》本传中记载的“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与士卒分劳苦”做法一脉相承。

另外，像《吴子》提倡“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图国方略，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列国重视内政建设，扩充军事实力，以求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历史趋势；《吴子》高度重视选将任将，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的为将标准，体现了当时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现实背景；《吴子》主张“简募良材”，建设一支强大常备军，这乃是当时募兵制悄然萌芽的具体写照；《吴子》强调“备千乘之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以攻击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这正是当时兵种建设上车、步、骑并重，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实际在兵学理论著作中的投影。所有这一切，都完全说明了《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强加在它头上的“伪书”说不实之词理应推倒。

第三，今本《吴子》中的一些内容，亦见于先秦其他兵书的记载，这样就从比勘互参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吴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身份。如《孙膑兵法•威王问》云：“‘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子答曰：‘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为之微陈，以触其厕（侧），是胃（谓）大得。’”其问对的内容与文字表达方式均与《吴子•论将》篇中的有关记载大体一致。而《孙膑兵法》东汉以后即已佚失，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后方重见天日，故《吴子》不可能抄袭《孙膑兵法》，而应该说是《孙膑兵法》继承了《吴子》的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再如《吴子•治兵》言军事训练的要领为：“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尉缭子•勒卒令》和《六韬•犬韬•教战》。又如《吴子•治兵》言：“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六韬•龙韬•军势》则作“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两者除个别文字外，也完全一致。随着银雀山汉简的出土，《尉缭子》与《六韬》的成书年代在战国期间这一问题已获得基本解决，所以《吴子》同样应为成书于战国的兵学著作。而且从文字、体例等情况来看，它的成书年代当在《六韬》与《尉缭子》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再怀疑《吴子》的真实性，无疑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总之，今本《吴子》二卷六篇应为《史记》、《汉书》等史籍所著录的《吴起兵法》（或称《吴起》）部分内容，它的作者是吴起和他的门人。虽有少量后人附益的内容，但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

《吴子》自宋神宗元丰年间编入《武经七书》之后，一直为武学的基本教材，是历代将校的必读之书，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一情况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明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诏令兵部复刻元版《武经七书》，使之广为流传；又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²¹⁾。

二、《吴子》的兵学思想体系

吴起的军事思想比较丰富，它深刻反映了战国时期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并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大体而言，《吴子》的兵学思想体系由三个方面组成，这就是进步的战争观念、“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以及“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www.chuimin.cn)

（一）《吴子》进步的战争观念

战争观念是任何军事思想的基石和出发点。在《吴子》之前，《孙子兵法》在这一问题上已有较系统的理性认识，提出了“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态度。然而，孙子的战争观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足，这就是他对有关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的论述几乎付诸阙如。这无疑是一个较大的遗憾。《吴子》在这方面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它已经开始注意探讨战争的起因问题，并初步区分了不同战争的性质。

《吴子》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是争夺名位，二是掠取财富，三是仇恨的积累，四是内乱，五是饥荒。《吴子》认为，战争的爆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列国争雄兼并的条件下，战争乃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吴子》就与儒家的德化至上论划清了界限。根据这一基本判断，《吴子》进而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它主张从事义兵，反对进行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它指出“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虽然《吴子》对战争起源原因的探讨是相当粗浅的，其对战争性质的分类也不无片面简单之处，并不能真正揭示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性质，但它毕竟已涉及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在古典兵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吴子》与《孙子兵法》的观点有其相一致之处。它主张“备战”，认为“安国之道，先戒为宝”，时刻作好准备，投入对敌作战，用战争的手段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指出“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并以历史事实为自己的这一“备战”、“重战”立场做出佐证，“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但是，与此同时《吴子》也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反复强调“战胜易，守胜难”，认为打胜仗越多，就会孕育未来的巨大灾难，“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力求通过尽可能少的战争，迅速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实现称王图霸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子》对战争的态度是和某些法家的战争万能论有明显区别的。

战争指导思想，也是《吴子》战争观念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观《吴子》全书，可知其核心内容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在修明政治的前提下，加强军事建设，为从事封建兼并战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具体地说，一是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推行“道、义、礼、仁”四德，搞好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达到“四和”的境界，“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陈”、“和于战”。二是要做到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重用有贤德和有才能的人，选拔他们担任要职，以利治国安民。三是要做到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即确保民众安居乐业，亲近政府，以利发展生产，保持国家的稳定。四是君主要关心民众，爱护民众，“爱其命，惜其死”，以争取民众的拥护和爱戴。同时，作为君主要虚怀若谷，善于纳谏，不搞唯我独尊。五是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确保己方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占有军事上的优势，实施防御能做到稳如磐石，坚不可摧；实施进攻，则能够所向披靡，克敌制胜，“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总而言之，《吴子》的战争观念，适应了新兴势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从事封建兼并战争的需要，具有相当显著的进步色彩。

（二）“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

通过对治军实践的总结，《吴子》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治军理论，其核心是“以治为胜”。《吴子》认为军队能否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夺取胜利，关键不在于其人数的多寡，“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而在于是否做到治理严格。而治理严格的具体标准，反映为军队在驻扎时有严格的纪律，展开行动时威武雄壮、震慑敌胆，投入进攻时敌人无法抵挡，实施退却时敌人无法追赶，前进或后撤时秩序井然，向左向右运动时听从命令，即使被敌军分割阵势也不混乱，即使被敌军冲散战斗行列也能迅速恢复；其将领能与普通士卒同安乐，共危难，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而不可分离，连续作战而不会疲沓。一旦达到这些标准，军队就能称为“父子之兵”，就可以“投之所往，天下莫当”，为进行兼并战争提供保证。

基于“以治为胜”的坚定理念，《吴子》进而系统阐述了治军的具体要求。

第一，主张“教戒为先”。《吴子》重视对军队官兵开展思想教育，这就是所谓的“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认为只要士卒有了羞耻之心，军队无论攻守，都能得其所宜，“夫人有耻，在大足以胜，在小足以守”。同时《吴子》也非常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指出将士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失败的原因也多由于战术要领没有掌握，“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为此，它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训练方法，指导平时的训练活动，内容包括单兵技艺训练、战术训练、阵法变化训练等等。

第二，提倡“严刑明赏”。《吴子》主张从严治军，强调用严格的军纪军法来约束将士，使军队的一切行动“任其上令”，即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对不从令者要予以诛戮，以整肃军纪，在军事奖惩上要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对善于使用各种兵器，身强力壮，行动敏捷，“志在吞敌”的人予以不次拔擢，“必加其爵列”。以此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并且，《吴子》强调在实行“重赏”、“重刑”之时必须做到“行之有信”。

第三，强调“简募良材”。《吴子》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应付突发不测事件，“简募良材，以备不虞”。为此，吴起曾建议魏国统治者“聚卒”、“练锐”，即把士卒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乐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奔远、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他认为一旦拥有这样的劲旅，便可以无往而不胜。《吴子》同时还主张根据军队将士的身材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优下等情况进行合适的分工，以发挥各人的特长。具体做法是“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士”。

第四，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的为将标准。《吴子》十分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良将”关系到国运的盛衰，军队的安危，“得之国强，去之国亡”。为此它对将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总的原则是要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具体地说，为将者要有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具备爱护士卒的慈祥之心，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树立威严，善于号令和指挥部队；善于做到“五慎”，“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能够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等“四机”，即在对敌作战中掌握士气，利用地形，运用谋略，提高战斗力。总之，是为将者的威严、胆识、品德、才干，要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战胜攻取。

由此可见，《吴子》的治军思想是相当系统完备的，举凡治军原则、教育训练、军纪军法、赏罚手段、精兵建设、选将任将等问题，均有深入的阐述。其中不少合理的思想内核，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

在《吴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作战指导思想的阐述，占有相当大的篇幅。然而与其战争观和治军思想相比，《吴子》的作战指导思想在特色和价值上，都相形见绌了。与《孙子兵法》更注重从哲理层次揭示作战指导规律有所不同，《吴子》有关作战指导问题的探讨，似乎更倾向于对战术要领的具体表述，这或许同其书问答体体例有一定的关系。

尽管如此，《吴子》的作战指导思想仍有值得总结的地方，它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主张料敌察机，审敌虚实，在知彼知己的前提下，从事战争活动，从而牢牢掌握主动权，克敌制胜。

《吴子》和《孙子兵法》一样，非常重视了解敌我双方的军情态势，并把重点放在掌握敌情之上。为此，它专门设有《料敌》篇对此进行深入的阐发。《吴子》认为要了解和掌握敌情，主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重视使用间谍，让其深入敌后搜集敌方的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战略动向和作战方案，即所谓“急行间谍，以观其虑”。二是要在战场上对敌实施佯攻，尔后又假装败退，引诱敌人前来追击，从敌人追击的情况来观察判断其虚实，然后决定应敌之策。《吴子》指出，“料敌”的目的是为了发挥自己的长处，捕捉战机，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予以致命的打击，“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对六国军情的分析和据此而提出的破敌之法，就集中体现了吴起用兵打仗以“料敌”为先的指导原则，“夫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攻击齐阵，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攻击秦阵，应“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乘乖猎散，设伏投机”；攻击楚阵，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驰而后之”；攻击燕阵，宜“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攻击韩、赵之阵，需“阻陈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应该说，这些分析和对策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因此也是高明的。吴起在军事上的成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强调“因形用权”，应敌变化，根据作战形势的变化灵活机宜地实施不同的谋略和战术，牢牢立于不败之地。

《吴子》认为战场的情况各不相同，作战的形势瞬息万变，高明的作战指导者应该善于分析形势，把握战机，灵活机动地运用战术，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具体地说，就是要根据敌情、天时、地利等情况的不断变化，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实施欺诈、收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灵活采取诱歼、伏击、截击、追击、逼攻、偷袭、水淹、火攻、半渡击等不同战法，迫使敌人分兵、混乱、恐惧、疲惫，陷于不利的地形和被动挨打的地位，尔后集中优势的兵力，制敌于死命，夺取作战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吴子》还进而总结出作战中“因形用权”带有规律性的要领，包括“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以及“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