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与《新书》的研究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三）贾谊与《新书》贾谊，《汉书》本传说他“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文帝召以为博士。梁王坠马死，贾谊自惭傅而无状，伤心过度而死，年仅三十三岁。《汉志》著录有贾谊五十八篇，阴阳家类又有《五曹官制》五篇，诗赋略有《贾谊赋》七篇，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是《新书》及《史》《汉》中保存的贾谊的奏疏及赋。贾谊的《新书》正具备这种意义。

（三）贾谊与《新书》

贾谊，《汉书》本传说他“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文帝召以为博士。一年中便超迁为太中大夫。

贾谊深得文帝信任，他积极向文帝建议，更定法令，令列侯就国，同时还提出要“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汉书·贾谊传》）。如果说他的前一个建议还符合文帝时代要求的话，而后一个建议则颇费文帝思索了。因为“改正朔，易服色”毕竟是改朝换代的重要举动，实际上这个建议也给贾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周勃、灌婴一帮重臣坚决反对，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虽爱其才，但他是以藩王的身份入继大统的，所以不得不慎之又慎，对高祖的旧臣，文帝在羽毛未丰的情况下是不敢轻易得罪的。贾谊终于被疏远，不久便出任长沙王太傅，后又改任梁王太傅。梁王坠马死，贾谊自惭傅而无状，伤心过度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汉志》著录有贾谊五十八篇，阴阳家类又有《五曹官制》五篇（注以为“似贾谊所条”），诗赋略有《贾谊赋》七篇，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是《新书》及《史》《汉》中保存的贾谊的奏疏及赋。

关于《新书》的得名，孙诒让《札迻》卷七说：“《新书》者，盖刘向奏书时所题，凡未校者为故书，已校定可缮写者为新书。”这种看法未免过于迂阔，其实“新”之义在汉人心目中颇为重要，“西汉人喜言‘新’，好说‘更始’，陆贾作书，名之曰《新语》；贾谊撰述《新书》；刘向编辑《新序》，桓谭又有《新论》；及王莽篡权，以‘新’为国号。刘圣公即位，其年号为‘更始’。上述诸书为何以‘新’为名？王莽为何以‘新’为国号？”原因在于“阴阳五行之天人感应说为西汉之显学，西汉言天人感应说者，多持革命论，谓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又有修改革命论而造‘再受命’之说，谓应天谴而改作，以消灾异，得再受命，再受命者，更始也，再新也。‘新’实西汉经学思想之中心”。^[5]

所以我们认为，‘新’有革故鼎新之义，即要开创一个与前代迥然不同的新时代、新纪元，所以也必须创建一个与此时代相应的新理论。

贾谊的《新书》正具备这种意义。

贾谊所处的时代，是旧的贵族政治制度已经崩溃，新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逐步走向完善的时代。一方面是旧的封建思想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思想，一个融合了儒、法、名、道等先秦诸子思想的新思想体系正在建构，因而贾谊的思想充满了许多“新”的，反映时代特色的因素，而这些“新”因素恰恰成为此后汉代长安经学的核心内容。

贾谊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重视礼治。贾谊提出礼治思想的前提是对秦偏向于法制、严刑酷法现实政策的反思，他说：“商君遗礼仪，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治安策》）又说：秦统治者“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其结果是：“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秦朝的统治基础已彻底动摇了。所以他认为新建的汉王朝，应当改弦更张，不能重蹈覆辙，这就需要对历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就是“攻守之势”相异。

在《过秦论》中贾谊指出：“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又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藉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因此汉王朝应当自新，也就是把先王之道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贾谊提出的新思路是：“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返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循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过秦论》）

贾谊认为，汉代政权建立之后，传统的社会风俗还没有改变，所谓“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治安策》）因此必须在制度与风俗上进行彻底改革，建立起一套尊卑有序的，以礼制约的等级秩序，他说：(www.chuimin.cn)

“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新书·礼》）

贾谊所谓的礼，不仅仅包含了尊卑等差，而且包含了爱的内容，他认为只有这样去理解和实践礼，才能使国家巩固，社稷安稳，君民无失。因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新书·礼》）。

居安思危，探讨国家长治久安之术，是贾谊思想中第二个重要内容。

汉初，在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下，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宽松的政策，形成了“文景之治”的所谓盛世社会，但同时也掩盖了大量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经济上的放任政策，促成了官僚、地主、商人前所未有的结合，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吞国家和社会的财富，田连阡陌，权倾人主，结交王侯，奢侈愈制。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其势力日益膨胀，他们依山铸钱，用海煮盐，周流天下，形成了与汉朝君主分庭抗礼的局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史记·货殖列传》）”。广大农民弃本趋末，离开土地，从事商业经营，加上大地主的疯狂兼并，国家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日益脆弱和崩溃。汉初的和亲政策，使匈奴更加的肆无忌惮，对汉朝苛求无已，边疆危机日益加深。

贾谊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史记·货殖列传》），他形容当时的形势是“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汉书·贾谊传》）。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贾谊形象地比喻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子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汉书·贾谊传》）贾谊清楚地看到中央集权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社会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新语·忧民》）。

社会风气也不断败坏。

“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于俗，愿其所未至，以相竞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虽刑余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新书·瑰玮》）

“今俗侈靡以出相骄出伦愈等，以富过其事相竞。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新书·时变》）

针对以上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贾谊曾通过一系列的上书，提出了自己居安思危，探求长治久安之术的思想。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新书·藩强》）来削弱分裂势力；由国家对资源控制来解决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问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来保护小农经济；以战智、战德、战义来解决边疆问题。贾谊的这些思想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当说都十分实际而切实可行，他为汉初的思想转变，铺就了道路，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丰富了长安经学的思想内容。

贾谊思想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强调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作为汉初的政治家，秦亡的教训可以说无时不在提醒他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贾谊认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忧民者，是谓智，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新语·大政》）在君民关系上，贾谊认识到民是国本，国君应当为善，才能导民为善，这是他和先秦法家不同的地方，他强调：“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语·大政》）

贾谊与《新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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