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料证实：辛酉革命确有其事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虽然“辛酉革命”说完全在中国文献中消失，却在日本文献中留存了下来。以“辛酉革命”说为例，即可说明问题。二战期间日军锻造的宝剑上常刻有铭文“纪元二千六百年”的字样。另外，纬学中的“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也被用来塑造圣德太子改革的合法性。

二、日本史料所见的“辛酉革命”说

谶纬、术数与阴阳五行一类的文献及思想，最晚在公元6世纪即已传入日本。成书于891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日本流传的有《河图》一卷、《河图龙文》一卷、郑玄注《易纬》十卷、宋均注《诗纬》十卷、郑玄注《礼纬》三卷、宋均注《礼纬》三卷、宋均注《乐纬》三卷、宋均注《春秋纬》四十卷、宋均注《孝经钩命决》六卷、宋均注《孝经援神契》七卷、《孝经援神契音隐》一卷，另有杂纬《孝经内事》一卷、《孝经雄图》三卷、《孝经雌图》三卷、《孝经雌雄图》一卷^[16]。如果我们将此书单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对比，就可得知早在隋代以前，纬书即已流入日本。

比如《日本国见在书目》记郑玄注《易纬》十卷，而《隋书·经籍志》记郑玄注《易纬》为八卷，少了两卷；两《唐书》则记为宋均注，九卷。可见《易纬》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删减篡改，已非之前的面目。然而，传入日本的《易纬》，由于没有敏感的政治氛围，并没有遭到政治力量的介入和篡改，反而更多地保留了本来的样子。郑玄喜以天命和五德解释经书，所以他为诸纬书所作的注解，在隋唐之后散佚得最为厉害，比如郑玄注《礼纬》，《日本国见在书目》和《隋书·经籍志》都记存有三卷，然而到了两《唐书》的编纂时代，却换成了宋均注，郑注显然已经亡佚。同样的情况也见于《诗纬》，《旧唐书》既著录有郑玄注本，也著录有宋均注本，但到了欧阳修等人编纂《新唐书》时，就只剩下宋均注了^[17]。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虽然“辛酉革命”说完全在中国文献中消失，却在日本文献中留存了下来。论述最为详细的是三善清行(847—918)的《革命勘文》。三善清行曾担任文章博士、大学头，后兼宫内卿，以学才卓绝、通晓占术著称，日本昌泰四年(901)是辛酉年，他上书醍醐天皇督请改元，称:

《易纬》云:“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郑玄曰:“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六甲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七元有三变，三七相乘。廿一元为一蔀，合千三百廿年。”《春秋纬》云:“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五，王者改代之际会也。能于此源，自新如初，则道无穷也。”《诗纬》:“十周参聚，气生神明。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注云:“天道卅六岁而周也，十周名曰王命大节。一冬一夏，凡三百六十岁。一毕无有余节，三推终则复始。更定纲纪，必有圣人，改世统理者。如此十周，名曰大刚。则乃三基会聚，乃生神明。神明乃圣人改世者也。周文王，戊午年决虞芮讼，辛酉年青龙衔图出河，甲子年赤雀衔丹书。而圣武伐纣，戊午日军渡孟津，辛酉日作泰誓，甲子日入商郊。”^[18]

三善清行《革命勘文》所引《易纬》、《春秋纬》、《诗纬》的这些条目及郑玄和宋均的注解，不见于中国文献的记载。其中心思想是以谶纬、历法和天命的学说解释政治的起伏，总结起来就是: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令。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点，革命的力量特别强大，君主需要修德禳灾，做政治上的改革以避免革命。关于甲子革令与谶纬、历法之关系及其内在的知识逻辑，笔者已有专文探讨，此处不再赘述^[19]。我们此时讨论的重点在于，这一学说在中国和日本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津田左右吉认为，儒教的政治思想对日本人的实际政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种观点现在基本无法成立了^[20]。实际上奈良和平安时代，从个人的修养到政治理念，从国家历史的构建到都城的迁移，都与儒家经典有关，也都或多或少地与纬学思想有关。以“辛酉革命”说为例，即可说明问题。

首先，我们看日本国家历史的构建。这个问题不但涉及日本的国家与民族认同，还涉及政权的合法性塑造。从明治时代到二战结束前，以神武天皇即位的辛酉年(公元前660，周惠王十七年)为纪元元年的纪年方法广为流播，称为“神武天皇纪元”或者“皇纪”，比如公元200年，就是皇纪860年，于是日本就有纪元2600年的说法——就像我们认为自己的历史是上下五千年一样。在日本近代崛起过程中，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昂扬，日本乃“神国”、“纪元二千六百年”等思想得到广泛宣扬，深入国民心中。特别是1940年11月10日日本大肆庆祝“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日，目的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具有2600年历史的古老国家。二战期间日军锻造的宝剑上常刻有铭文“纪元二千六百年”的字样。甚至还有《纪元二千六百年》的国民歌，歌辞云:“动荡世界里唯有天皇之治万世一系，感谢之情如烈火燃烧。纪元二千六百年，报国热血汹涌澎湃。潮起潮落的大海上，樱花与富士山的影子交织。纪元二千六百年，又一灿烂的新世纪文化，煌煌国威。”^[21]

公元720年编撰的《日本书纪》是构建这一历史系谱的核心文献，它实际上是用了纬学思想中的干支革命学说，确立了皇统的源头^[22]。为了弥补时间的空白，它甚至不得不增加了九代天皇^[23]。其依据的理论，正是上述三善清行所引用的郑玄的话——“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六甲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七元有三变，三七相乘。廿一元为一蔀”。推古天皇九年(601)正是辛酉年，往前推二十一元或者一蔀，则是1260年，也就是公元前660年，于是他们选择了公元前660年作为神武天皇即位的年份，也即日本开国的时间。这样一来，从神武即位到推古九年大化革新，正合一蔀二十一元之数。

另外，纬学中的“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也被用来塑造圣德太子改革的合法性。圣德太子于601年(辛酉)开始改革，604年(甲子)颁布《宪法十七条》^[24]。可以说，这一学说几乎贯穿了明治之前的日本史。随着近世西洋实证主义(Positivism)在对西洋圣书的批判中兴起，而此时日本学界正锐意学习西方思想，也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日本学者开始对中世神秘主义(Mysticism)大加质疑。在史学领域，神典性质的记述遭到了强有力的批判。最早质疑日本皇纪纪年的是那珂通世(1851—1908)，早在1897年，他就著文揭示了日本上古史与纬学思想的关系，指出“辛酉革命”等纬学思想被用来构建了日本的历史^[25]。此后学者不断丰富其论述，目前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26]。

再者，桓武天皇(737—806)的迁都和政治宣传，也渗透着纬学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思想。桓武天皇是天智天皇的曾孙，而奈良时代的天皇几乎都出自天武天皇(天智天皇的胞弟)一系，桓武天皇用沾满血腥的双手为自己夺得了天皇的地位，使天皇从天武系转移到天智系，因此他的即位被视为具有强烈的“改朝换代”的色彩，或者说“革命”性。其谥号“桓武”，取自《诗经·周颂》中“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实际上是把他与周朝的周武王相比附。这一谥号本身，来自当时日本士人和官僚对桓武天皇的认识——桓武天皇类似革殷建周的周武王。周武王伐殷，建立了周王朝的历史勿需详述。如果我们细读桓武时代编纂的《续日本纪》，就可清晰地了解到，桓武天皇监督下修撰的《续日本纪》，其整个架构乃论证自己的革命性和统治的正当性，也就是山口博所说的“桓武和周武王的革命性”^[27]。《续日本纪》将光仁朝以前的统治描述得极为恐怖，充斥着阴谋、密告、谋杀等，并且将其解释为天武系皇统断绝的原因；而天智天皇系则被描述为正统的、新王朝的，代表着光明前景。为了印证这一点，《续日本纪》用了大量的祥瑞来烘托新王朝的符命，比如新王朝高祖光仁天皇年号“宝龟”，乃是取义“安天下之王谓文王也”，“遗我大宝龟”之义，将其塑造成周文王，而其子桓武则是周武王。可以说，《续日本纪》中充斥着阴阳五行和谶纬的思想，弥漫着周王朝革命的气氛。毕竟，桓武天皇的母亲是百济人的后代，一个归化人的后代做了天皇，难免要面对巨大的统治合法性问题的挑战。

桓武天皇于辛酉年(781)即位，甲子年(784)宣布迁都长冈京。其迁都的动机，日本学界的研究甚为详尽，总结起来大体上有六七种之多。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为了与过于强势的旧佛教势力和天武系势力决裂，重建新的王朝。桓武天皇特意将即位时间定在了辛酉年即781年，并且在三年后的甲子年也即784年强制迁都长冈京，这正是对谶纬“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主动运用，带有强烈的革旧布新的政治色彩^[28]。从这种意义上说，甲子迁都乃是其辛酉即位的“革命”运动的继续。《续日本纪》延历三年(784)十一月一日条记载:(www.chuimin.cn)

戊戌朔，敕曰:“十一月朔旦冬至者，是历代之希遇，而王者之休祥也。朕之不德，得值于今，思行庆赏，共悦嘉辰。王公已下，宜加赏赐。京畿当年田租并免之。”^[29]

这一年恰逢甲子之岁，按照谶纬之说，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皆为改弦更张之良机，于是桓武天皇以此为契机，下诏迁都长冈京。值得注意的是，桓武天皇居然引用了《乐纬》关于“朔旦冬至”为圣王祥瑞的理论，也再次说明纬学思想对奈良时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强烈影响确实存在^[30]。这次迁都也揭开了400年的平安时代。

日本历史上年号的更迭，也可看出“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影响。日本天皇和中国帝王一样，他们选择年号的目的，不仅仅是把年号看成是纪年的符号，而且也寓寄着选择者的政治理想，或者说表现了他们欲树立何种天皇的政治形象，因此日本天皇和大臣们把选择年号看成是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的政治实践活动。对日本年号的清理和研究，以1933年森本角藏《日本年号大观》为优，对于改元的理由，他分为御代始(代始改元)、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祥瑞纪念和灾祸厌胜五种，并且对讨论改元的勘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31]。其实如果再总结一下的话，只有三种，即代始改元、干支改元和异象改元。中国学者讨论日本年号及天皇制发展的论著很多，但对干支改元并无深究，大多强调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做内在思想和逻辑的阐发^[32]。

我们做一下简单的梳理。从天应元年(781)至文久元年(1861)，总共有19个辛酉年，改元16次，只有承和八年(841)、永禄四年(1561)和元和七年(1621)没有改元；从神龟元年(724)到元治元年(1864)共有20个甲子年，改元16次，只有延历三年(784)、承和十一年(844)、延喜四年(904)和永禄七年(1564)没有改元。因为辛酉革命说而改元的年号有:延喜、应和、治安、永保、永治、建仁、弘长、元亨、弘和、嘉吉、文龟、天和、宽保、亨和、文久；因为甲子革令而改元的年号有:康保、万寿、应德、天养、元久、文永、正中、元中、文安、永正、宽永、贞享、延享、文化、元治。整体来说，辛酉年和甲子年改元的比率占到80%。

没有进行干支改元的情况，大多是由于特殊的政治局势造成的，比如正亲町天皇永禄四年(1561)虽值辛酉年，但在今川义元败死后，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进行了惨烈的第四次“川中岛合战”，政局动荡，朝廷无暇进行改元仪式^[33]。

另外，干支革命的前提是认为存在革命(即对现有政治的某种警诫与否定)的风险，否则，便不会进行干支革命的行为。如在幕府时期，幕府将军操纵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威，就曾拒绝改元。比如后水尾天皇的元和七年(1621，辛酉)，幕府将军德川秀忠认为天下太平——也就是他的统治很好——没有“革命”的风险，拒绝进行改元。虽然由于权臣干预未能改元，但是德川秀忠并未否定干支革命的根本逻辑，他只是坚持认为在他统治之下天下太平，不需要进行修德禳灾的干支改元^[34]。其他未能改元的情况基本不脱上述两种情况，具体细节可参看森本角藏等人的研究，此处不赘。

从这个数据来看，从8世纪开始到明治时代，“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思想，贯穿了日本年号改易的全过程，长达千年之久。这些改元的诏书大多留存了下来，比如1201年的《建仁改元诏书》云:

革故者，法制应时以乃明，鼎新者，尊卑有序以元吉……今当辛酉，虽非大变，古来逢此支干，犹以为慎。寻累圣之迹，禳灾之谋宜……其改正治三年为建仁元年，大赦天下。^[35]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最早运用这一理论进行年号改易和政治宣传的是隋朝，鼎盛时期在唐高宗时代——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几无揭示，8世纪以后，这种思想就伴随着纬学的衰落而湮没。当这一纬学思想在中国慢慢消逝的时候，却在日本的知识和信仰土壤里蓬勃生长起来。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其思想和知识世界早已走向另外的轨道，这一纬学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知识、信仰的文献基础和思想基础都因之不复存在。

“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思想，并非从一开始就在纬学系统中占据主流，而是到了隋代，尤其是唐初，伴随着历法改革——甲子元历的勃兴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也就是说，这一思想最早成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不早于6世纪末，但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很快传入了日本。中古时期的知识、思想传播之迅速，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由于政治等偶然因素的干涉，知识和思想传播的断绝也出现得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常识判断。

日本史料证实：辛酉革命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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