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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胜之道:建章故事与明堂重建

【摘要】:不过刘承庆明确指出,折中作法,“忧喜相争,伤于情理”。乃劝则天御端门观酺,引建章故事,令薛怀义重造明堂以厌胜之。[106]这里所说的“建章故事”,指的是汉武帝时期发生火灾采取的做法。

六、厌胜之道:“建章故事”与明堂重建

武则天君臣面对明堂大火时,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他们能够想到的,除了佛教,最直接的就是中国本土的阴阳灾异学说。所以武则天听从了姚的建议,不但没有听从刘承庆“辍朝思过”的建议,反而登上端门,大摆宴席。这其实也是一种厌胜之术,正如前文所引,刘承庆明确说,这是一种冲喜的作法,目的是“以欢事遏之(灾祸)”。不过刘承庆明确指出,折中作法,“忧喜相争,伤于情理”。

在官方史书里,已经确定无疑将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当作了放火的罪魁祸首——尽管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而且破绽百出。后代的史家,比如司马光,也都接受了唐朝国史的说法,认为薛怀义是凶手: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怀义颇厌入宫,多居白马寺,所度力士为僧者满千人,时御医沈南亦得幸于太后,怀义心愠,是夕,密烧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104]

假设我们完全采信薛怀义是放火凶手的说法,就得解释,为什么还要重新修建明堂,且依然让薛怀义负责。很多学者的解释,依然沿着宫闱丑闻的思路进行敷演。他们认为,之所以还要重建明堂,并让薛怀义负责,是因为要掩盖薛怀义放火以及他和武则天的丑闻[105]。实际上,这种解释完全站不住脚。明堂大火可以说是武则天面对的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足以让她改变之前采用佛教弥勒信仰进行政治宣传的政策,回归中国本土传统——这一点我们下节详论。在这么重要的事件面前,用简单的宫闱丑闻是无法解释的。

其实,武则天重建明堂的思想动机,在史书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只不过之前往往被学界忽略。我们再看《旧唐书·五行志》的记载:

宰相姚……乃劝则天御端门观酺,引建章故事,令薛怀义重造明堂以厌胜之。[106](www.chuimin.cn)

这里所说的“建章故事”,指的是武帝时期发生火灾采取的做法。《汉书·郊祀志》记载:

上(汉武帝)还,以柏梁灾故,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107]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太初元年(前104)武帝修建建章宫,乃是依据越巫勇的建议——即火灾之后,要建比烧毁的更加雄伟的建筑,加以厌胜,这是一种防火的术数作法。类似的厌火巫术在后代仍以不同形式存在,某些因素可能受到汉代建筑形式的直接影响。宋张师正《倦游杂录》“飞鱼易名鸱吻”条云:“汉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尾星,易为其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唐以来,寺观旧殿宇,尚有为飞鱼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时易名为鸱吻,状亦不类鱼尾。”[108]唐代建筑多有鸱吻,比如“开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兴教门两鸱吻,栏槛及柱灾”[109],这明显也是阴阳灾异的思想在作怪。

所以,武则天重建明堂,规模绝不比之前的明堂小:

则天寻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环绕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号为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翼日,则天御通天宫之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布政于群后。[110]

虽然,武则天并未如官方史书记载或者暗示的那样,完全屈服于本土的阴阳灾异说的挑战,并且在许多方面,比如摆宴席、将大火解释为人为、重建明堂,都是力图为自己开脱政治责任。但是这次火灾造成的挑战确实非常严重,迫使她重新思考武周政权依据的政治理论。可以说,明堂大火是武则天从严重偏向佛教意识形态,开始向中国本土传统复归的关键,这是武则天政策转向的重要原因。提倡弥勒下生为武则天造势的薛怀义被杀,也需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重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