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二人分别成为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奠基者。经过这番怀疑,把一切可疑的东西都清理出去,那就只剩下唯一的不可怀疑的东西,即“我在怀疑”。尽管笛卡尔的上述论证依然带有信仰主义的影子,但他的确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其意义十分重大。笛卡尔认为,这种理性直觉和必然演绎是获得确实性知识的唯一途径。......
2023-11-20
形而上学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变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即“唯名论”和“唯实论”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围绕着一个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也就是普遍与特殊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但争论的结果却为超出古代形而上学的范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们知道,在柏拉图那里,理念乃是一个普遍性概念,也就是一个共相。它与个别事物相对,独立于个别事物,并且是诸多个别事物的原因。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个概念曾遭到怀疑和反思,反思的结果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内在于个别事物的形式概念。而在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中,问题的焦点不再是共相能不能与个别事物相分离的问题,而是“共相”能否独立于人的思维的问题。如黑格尔所说:
现在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共相是在思维主体之外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实在的东西,独立于个别存在的事物呢,还是只是一个名词,只在主观的表象之内,是一个思想物。……凡主张共相在思维的主体之外,区别于个别事物,是一个存在着的实在,并认为只有理念才是事物本质的人,叫做唯实论者……反之,另外一面,唯名论者或形式主义者坚持共相只是表象、主观的一般化、思维心灵的产物,当人们形成类等等的观念时,这些共相仅仅是名字、形式、一个心灵构造出的主观的东西,是我们的、为我们所造成的表象,——因此只有个别的东西才是实在。[20]
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主观的思维。并且,思维已经出现在问题探讨的焦点的位置。唯实论者其实还是停留在古代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上,他们认为共相独立于个别事物,是独立于思维的、实在的理念。而唯名论者则显然已经超出了古代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在他们这里,问题的实质已经从共相与个别的对立,转换成了个别事物与思维的对立。也就是说,近代哲学的基本框架,即思维与事物或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这里已见雏形。因而可以说,唯名论者已经一只脚踏入了近代哲学的问题域之中。思维在这里被确立为一个基本方面之后,哲学家们就很自然地从思维与外界事物的对立出发来探讨形而上学问题了。
2.笛卡尔第一哲学与思维的内在性原则
欧洲近代主体论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欧洲近代哲学是从笛卡尔开始的。他说:“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21]
笛卡尔哲学的突出贡献就是为主体论形而上学找到了真正属于自身的立足点,这就是他在自己的所谓“第一哲学”中所确立的心灵实体——“我思”。他的“我思”首先是一种普遍怀疑的精神,即把一切既有的观念放到理性中加以质疑,清除一切可疑的观念,追寻出无可怀疑的思想基点,并将全部哲学建立在这个基点上,以确保理论本身的明晰性和确定性。这样,笛卡尔在我思中首先确立了思维的主体即“我”的存在,这个“我”也是第一个无可怀疑的实体或本体。不过这个实体只能是一个纯粹的精神实体,如他所说:
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
也就是说,从思维所能达到的确定性上说,唯一可以确定的也只能是这种精神意义上的抽象自我。“这样,哲学就恢复了它的固有基地,即:思维的出发点是确认自己的思维,并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给予的东西,某一个权威;它是彻底从‘我思维’中包含的这种自由出发的。”[22]
黑格尔把笛卡尔的这种从“我思”出发的理论原则,称之为“内在性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确认一切普遍性、必然性、确定性的真理,一切应当得到思维承认的规定都应当取自思维自身。这个原则同时也是一个自由的原则,即只有通过自由思索,通过自己的思想去洞察,才能证实那些被认为确实可靠的东西。如笛卡尔所说:“我们还分明具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以任意来同意或不同意。”[23]在这个意义上,思维的内在性原则无可怀疑地确立了自由思维的权利。对此,黑格尔评价说:“自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从理性而来的,自身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到了自己的家,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24]
从这个思维的内在性原则出发,笛卡尔认为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理或确定性的知识只能来自于“我思”,确切地说来自于理性直觉和演绎推理。然而,尽管“我思”意味着思维着的我的存在,但这种我思和我在的同一性,归根到底不过是思维的自身联系或思维的纯粹的自身同一,而并没有指向思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笛卡尔并没有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只不过在他看来,从“我思”中不可能直接引申出外部世界的存在,若想明确地、无可怀疑地确立外部世界或物理世界的存在,必须借助一个思维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上帝。所以,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原理出发,推论出他的第二条哲学原理:上帝存在。有了这个上帝,笛卡尔就把“实体”分为无限实体和有限实体两种类型。上帝是无限实体,我以及其他一切存在物都是有限实体,这些有限实体都是由上帝这个无限实体创造出来的。他论证说,既然我可以从我思中明白无误地引申出“我”这一有限实体的存在,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从上帝这个无限实体中进一步论证出我之外的其他一切实体即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存在,因为这些有限实体如同我的心灵一样是由上帝这个无限实体创造出来的。在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之间,上帝的中介作用即为:(www.chuimin.cn)
上帝一方面把这些规律建立在自然之中,一方面又把它们的概念印入我们的心灵之中,所以我们对此充分反省之后,便绝不会怀疑这些规律之为世界上所存在、所发生的一切事物所遵循。[25]
经过这番推论,笛卡尔就为近代形而上学确定了三个主题,即心灵(自我)、世界和上帝。后来康德把这三个主题分别表述为心理学命题、宇宙学命题和神学命题。
可见,从笛卡尔开始,哲学家就意识到了主观思维的优先性,并使得哲学思维的重点返回到主观的领域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把“我思”理解为唯一无可怀疑的东西,那么在知识论的范围内它就成为其他事物的支撑点,而且这个支撑点也可以从知识论延伸到本体论(存在论),也就是说,把我思扩展为事物存在的条件。笛卡尔认为物的最基本属性是广延,反之,没有广延的物是不存在的。然而,广延所具有的几何形式,乃是主体的“天赋”。这样,笛卡尔就把物的存在归结为主体或“我”的存在。由此,笛卡尔就奠定了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础。在这种哲学中,“人获悉自身已从自然的存在秩序中超拔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唯一坚持到底的,成为一切存在者的关系的基础。一切存在者从与主体的单纯的‘对峙’而得到自己的地位,成为对象,因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为存在。人因而在其他存在者面前得到了优等的地位;现在,他不再把自己看作存在者中的存在者,而看作与他的客体相对的主体。”[26]
但是,虽然笛卡尔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存在,却没有成功地论证我思与外部世界的同一性。我思是一个有限的实体,外部世界中的有形体的东西同样都是有限的实体。这两种实体的区别是,我思只是一个在思想而无广袤的东西,它是完全不可分的,而形体则是有广袤而不思想的东西,它是永远可分的。在笛卡尔那里,这两种实体是借助上帝这个无限实体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沟通的,但这是一个没有论证的论证,没有说明的说明。上帝这个中介,只能凭信仰使我确信心灵中关于外部事物的观念是真实的,但不能说明外部事物的观念是怎样在我们的心灵中建立起来的。笛卡尔也试图从身心关系角度解决这个问题,但很不成功,反而闹出点笑话,如他提出的所谓松果腺的说法。
3.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对形而上学的发展
笛卡尔哲学奠定了主体性的基础地位,这直接影响到接下来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哲学。这种哲学认为观念是世界的基础,观念之中已经包含着世界存在的所有秘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事实上就是认识我们的观念。而经验为我们带来的知识,只是一些零散的、不可靠的知识,真正的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理只能从我们的思维中推论出来。在这方面,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实体论”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是最具代表性的。
对于笛卡尔留下来的问题,斯宾诺莎力图通过改造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予以解决。斯宾诺莎认为,实体是在自身之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实体以自身为存在的根据,是自因的,不依赖于任何他物,它本身就必然包含着存在的概念,即“存在属于实体的本性”[27]。同时,这个作为总体的实体只能是“一”,而不是“多”。因为,如果存在着多个实体,那么势必会出现一个实体依赖于另一个实体,一个实体只能借助于另一个实体才能得到说明,而这必定会与实体的本质相违。
基于这种实体观,斯宾诺莎认为,思维和广延并不像笛卡尔所说的那样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实体,而只是这个唯一实体的两个属性。实体的这两个属性作为属性是不同的,但它们同是一个实体的属性,因而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所以他相信,“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28]。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从实体和属性的关系出发,斯宾诺莎进而自上而下地推论个别事物的存在。他用“样式”这个概念表示个别事物的存在。由于实体本身具有思维和广延两个属性,因而作为样式而存在的个别事物也就相应地区分为两类,即作为思维或理智的各种观念和作为有形体的各种自然事物。这两类事物归根到底又都出自同一实体,因而本质上也是同一的,凡是出现在广延中的事物无不出现在思维中。由此可见,斯宾诺莎与笛卡尔一样坚持理性主义的思维内在性原则。他认为实体只能通过实体本身来说明,实体的概念完全可以不借助任何感性经验而在纯粹的理性思维中建立起来。从这个实体概念出发,推出“属性”,再从属性推出“样式”,由此建构出把抽象的总体实体与丰富的感性世界连接起来的形而上学体系。
不过,斯宾诺莎的实体论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他的“实体”概念尽管是一个纯思的构建物,却不像笛卡尔那样是通过“我思”建立起来的,不是通过自我意识这个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按照他的理论,个人不过是实体的样式,没有独立存在的实体性。这样,他虽然从实体和属性的关系上明确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但思维和广延作为实体的属性依然是平行的,谁也不能决定谁,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在抽象的实体本身之中,而不属于作为个人而存在的思维者。
如果说斯宾诺莎的实体论是一种“总体实体论”,那么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实体论则是以绝对的、独立的众多单个实体为基础的,他把这种个体的实体称之为“单子”。这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思维本体论。因为在莱布尼茨那里,单子并非物质性的或具有广延性的原子,而是一种独立的、精神性的个体,其基本属性就是“知觉”。世界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性质各异的“单子”构成的。每个单子都是封闭的、孤立的,同时又都是能动的,单子的运动就是从一个知觉变化过渡到另一个知觉,这是单子运动的“内在原则”,即“欲求”。在这个内在原则的推动下,单子的知觉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构成一个不同等级的连续发展的序列。
莱布尼茨利用这种单子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个人的主体性地位。他认为,人是由高级的单子构成的,不仅具有清晰的知觉和记忆,而且有理性或精神,能运用概念进行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但最高级的单子不是人,而是上帝,它全智、全能,一切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真理都在它之内。依靠上帝这个中介,各自孤立的单子之间又普遍联系、相互影响,每个单子的发展都能够和其他单子的发展协调一致,形成了和谐的宇宙秩序,即所谓“前定和谐”。不过,在莱布尼茨看来,上帝的作用更像一个立法者或建筑师,它给出和谐秩序的蓝图,却不干预实际生活的进程。而每一个单子,特别是高级的单子——精神(即人)都是一个有独立活动能力的小宇宙。很明显,莱布尼茨利用单子概念来迂回地确认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强调个人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活动的能力。当然,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又是十分荒谬的,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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