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淮南子学的特点及影响-道治天下《淮南子》思想史论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首先,曾国藩对“淮南子学”的研究,较为充分地表现出清代乾嘉朴学的时代特色,坚持重实证、贵考据的文献校理的研究方式。可见,曾国藩在古文写作上是以“洁”为美,这成为其审视《淮南子》文辞的重要标准。最后,作为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曾国藩身兼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因而其对《淮南子》的研究也体现出儒家化、政治化的历史特点。咸丰十年时,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读和评议对此就有着充分反映。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代儒臣,曾国藩一方面坚持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另一方面对诸子百家之学也广为博览择取,并没有在学术思想上狭隘地固守门户之见。在其看来：

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入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入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入管、商之严整,而有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28]

曾国藩这种开放通达的态度,使其能理性认识和对待诸子百家之学,尤其是《淮南子》在内的道家思想学说。对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子》,曾国藩都有着自身的独到思考,并能提出一些具有启发价值的学术见解。对“淮南子学”的研究,虽然并非曾氏主要的学术对象,只在其著述中占据极少的部分,但是这在清代“淮南子学”史上却不容忽视,因为曾国藩在此领域的研究中,不仅取得了一些具体成绩,而且突显出自身独特的研究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清代“淮南子学”的历史内涵的丰富充实。

首先,曾国藩对“淮南子学”的研究,较为充分地表现出清代乾嘉朴学的时代特色,坚持重实证、贵考据的文献校理的研究方式。在《求阙斋读书录》中,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究主要以读书心得的形式来表现,其内容不论是对《淮南子》文字的校勘、释义和溯源,还是书中注文的修改完善,实际上都属于文献校理的学术范畴。这种研究方式,虽然看起来零碎分散,缺乏系统性,但却为清代朴学家们所惯常使用。有清一代,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是以读书心得的不断积累为基础,不断进行补充完善,最终成为研究专著,如朴学先驱顾炎武的《日知录》,以及乾嘉时期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因此,深受这种乾嘉朴学之风的影响,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究也采用读书心得的基本形式,通过逐条札记积累起自己的学术见解。但由于曾国藩并非专治《淮南子》的学者,而主要是出于思想兴趣来翻阅,故而只是留下了一些研读《淮南子》的学术心得,而没有进一步系统探讨,形成更为丰富系统的专门著作。

其次,因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古文家,深受桐城学派影响,故其对《淮南子》的研究也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曾国藩在《鸣原堂论文》中,批评《淮南子》的文辞过于“冗蔓”,这与其讲究古文笔法,推崇文辞简洁密切相关。曾国藩认为,文章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区分,而后者之中就包括简“洁”在内,即“冗意陈言,类字尽芟”^[29]。可见,曾国藩在古文写作上是以“洁”为美,这成为其审视《淮南子》文辞的重要标准。淮南王刘安“辩博善为文辞”^[30],与其宾客大都是善“赋”之人,《汉书·艺文志》曾载：“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31],故此《淮南子》一书也呈现出浓厚的“辞赋化倾向”^[32],其文字讲求韵律文采,行文汪洋恣肆。但《淮南子》这种“铺才逦文”的汉赋文风,在曾国藩的古文视野看来,不免过于“冗蔓”不“洁”。

最后,作为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曾国藩身兼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因而其对《淮南子》的研究也体现出儒家化、政治化的历史特点。咸丰十年时,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读和评议对此就有着充分反映。对《淮南子·精神训》所言：“大禹竭力以劳万民”,曾氏之所以“若有所感”,并非同《淮南子》原文的道家意旨相符,而是对其儒家式的“经世”精神的思想折射。曾氏因在祁门期间,处于政治军事的严重逆境之中,故而对大禹之“竭劳”深有共鸣,借此激发自身的历史使命感,支撑其与太平军作战的精神信念。而对《修务训》中“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若有所会”,更是如此。曾氏一生以“挺”为贵,不惧逆境,这基于其对儒家的自强刚健精神的坚持,也正因此,《淮南子》中“南荣畴”和“申包胥”所体现出的“强”韧精神,曾氏甚为钦仰,力求有所效法。从中可见,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究,具有不同于一般学者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淮南子》实际成为咸丰十年中曾国藩重要的精神资源,^[33]而曾氏对《淮南子》的思想解读也表现出偏离原著的儒家化倾向,与其现实中的政治心态紧密难分,这使得曾氏的《淮南子》研究,不仅具有学术的内涵,也更多地内含一种高度政治化的个人体悟。

曾国藩的“淮南子学”研究,对后世有着一定的影响,如其对“泰族”的诠解,便为刘文典、何宁、张双棣、陈广忠等《淮南子》的文献研究者所普遍接受,而其对“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精神重视,也随着曾氏历史影响的日益扩大,而广为人知。因此,曾国藩不论在文献校理上,还是在思想精神上,都对清代“淮南子学”有着自己的贡献。当然,客观而言,曾国藩对“淮南子学”的研究,其学术的广度、深度还都比较有限,系统性也很不足,我们既不能苛求于他,但也不能过度拔高式的评价。

综括上言,道家思想对曾国藩一生具有重要影响,但其中不仅只是老、庄,而且还有汉代道家的代表之作《淮南子》。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中曾受到《淮南子》的特殊影响,这使其不仅对后者有着独特的精神体悟,而且产生了内在的重视之意,认为后者也是“古今书籍”中的“本根之书”,“犹山之干龙也”,^[34]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淮南子》是对曾国藩一生发挥过真正影响的道家要籍之一,也是其“以道补儒,儒道兼济”的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在清代“淮南子学”史上,曾国藩的《淮南子》研究独具特点,无论其实际内容,还是思想精神,都值得后世学者措意一二,从中有所启发和借鉴。

【注释】

[1]初稿发表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转载于《淮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23～32页；删减稿2300余字《曾国藩与〈淮南子〉》发表于2017年8月5日《光明日报》第11版“国学”,转载于2017年8月5日光明网·国学,2017年8月10日人民网·文化历史。收入本书时文字内容有修订。

[2]《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87年,第433页。

[3]《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579页。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63页。

[5]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十二),载《求阙斋读书录》,中国书店,2001年,第295～297页。

[6]《曾文正公全集》(十二),《求阙斋读书录》,第296～297页。

[7]《曾文正公全集》(十二),《求阙斋读书录》,第295～297页。

[8]《曾文正公全集》(十二),《求阙斋读书录》,第295～297页。

[9]《曾国藩全集·日记》,第494页。

[10]同上,第533页。

[11]同上,第560页。

[12]《曾国藩全集·日记》,第562～567页。

[13]《曾文正公全集》(一),《曾文正公年谱》,第137页。(www.chuimin.cn)

[14]《曾国藩家书》(卷七),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284页。

[15]《曾文正公全集》(六),《曾文正公书札》(二),第97页。

[16]《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33～534页。

[17]《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22页。

[18]同上,第931页。

[19]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第277页。

[20]《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56～160页。

[21]《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47～1348页。

[22]同上,第1351～1352页。

[23]《曾国藩全集·日记》,第85页。

[24]同上,第373页。

[25]同上,第1656～1657页。

[26]同上,第1870页。

[27]《曾文正公全集》(十二),《鸣原堂论文》,第137页。

[28]《曾文正公全集》(一),《求阙斋日记类钞》,第279页。

[29]《曾文正公全集》(一),《求阙斋日记类钞》,第316页。

[30]《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45页。

[31]《汉书·艺文志第十》,第1747页。

[32]孙纪文：《淮南子研究》,第228～235页。

[33]曾国藩一生中极重“自强”精神,这也是其“打脱了牙和血吞”的坚韧不拔的性格体现。毋庸置疑,曾氏这种政治性格主要来源于传统儒家积极有为的思想精神资源,但也需注意到,在其中年之时,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淮南子》一书对其一以贯之的“自强“精神产生了某种深刻影响,成为强化其“自强”意识的道家思想资源,尽管其中存在着以儒解道的思想偏离。而且,这种影响对日后洋务运动时期的曾国藩也发生了潜在的深远影响。曾氏所提以自强修身、自强御侮为重要内容的自强运动,其中所展示出的强烈的自强精神,也可说是受到《淮南子》一定影响的历史结果。在此意义上也可见,曾国藩的政治人格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儒道两家相互影响与综合的产物,具有深厚博大的文化蕴涵。

[34]《曾文正公全集》(六),《曾文正公书札》(一),第356页。

曾国藩淮南子学的特点及影响-道治天下《淮南子》思想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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