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传：漫游欧美与物质救国

正当革命和改良的界线日渐分清、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康有为却漫游欧、美，寻求“医治”中国的“药方”，以“起死为生，补精益气”⑨。

今将康有为离开印度，漫游欧、美的行踪，简述如下：

1903年4月（三月），离印度，经缅甸、爪哇、越南、暹罗。10月，回到香港。

1904年3月22日（二月初六日），自香港启行，经安南、暹罗。5月3日（三月十八日），重至槟榔屿。5月26日（四月十二日），自槟榔屿启行，经锡兰、亚丁至红海，穿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经希腊群岛。6月中旬（五月初），由罗马往游米兰，游日内瓦、维也纳、布达佩斯、柏林、波士顿。自伦敦往游苏格兰。10月（九月），自伦敦出利物浦。12月（十月二十日），重泛大西洋赴美洲。12月（十一月），居加拿大之文高华岛。撰《欧洲十一国游记序》。

1905年春，自加拿大南游美国。8月（七月），赴欧洲，自德国至法国。10月（九月），回美国，遍游北美。这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康有为则撰写了《物质救国论》。

康有为漫游欧、美，并不是单纯的旅行游览，而是想借鉴欧、美之长，“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他在《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中说：

夫中国之圆首方足，以五万万计，才哲如林，而闭处内地，不能穷天地之观，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而独生康有为于不先不后之时，不贵不贱之地，巧纵其足迹、目力、心思，使遍大地，岂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药耶？则必择一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则是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

他是因为“中国之病”，而想望观察欧、美各国，“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药”的。他过去“学习西方”，设想改革中国政治，但只是从书本中或耳食所得，如今却是亲历欧、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通过观察，“采以为药”，使“沉疴乃可起”。从这个出发点来看，他还是想望通过游历，找取“药”中国的“良方”的。

在他的游记中，也有通过观察，把别的国家和中国进行对比的。中国是文物之邦，康有为也非常注视其他文明古国的情况。在他定居印度时，就注目这一文明古国，《大同书》中有着不少“所见”“所闻”的见闻，感到“古宫室留存之多，莫印度若矣”⑩。如今游历欧、美，也特别注意文明古国对文物的保护。他说“罗马古物与埃及、雅典、印度并峙为四”，而中国的文物保护却不如罗马。他在《意大利游记》中有不少观赏罗马古迹的记录，还专门写了《附论中国不保存古物不如罗马》说：

惟罗马亦有可敬者，二千年之颓宫古庙，至今犹存者无数。危墙坏壁，都中相望，而都人累经万劫，争乱盗贼，经二千年，乃无有毁之者。今都人士皆知爱护，皆知叹美，皆知效法，无有取其一砖、拾其一泥者，而公保守之以为国荣，令大地过客，皆得游观，生其叹慕，睹其实迹，拓影而去，足以为凭。⑪

罗马对两千年前的宫庙，虽历经战乱，“无有毁之”，而“都人士皆知爱护”；中国却每经战乱，文物总有散失，古迹每遭毁损，官民对文物的保存意识也很不够，绝不可以为“古物虽无用”而不重视保护。有些人认为“西人专讲应用之学，而不知其好古人而重遗物，遍及小民，乃百倍于中国”⑫。

当然，康有为漫游欧、美，最注目的还是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过去，康有为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中国人”，而这时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走入帝国主义阶段，再不像过去的“虎虎有生气”，而相互的争战、殖民地的掠夺，矛盾加深，“不龟手之药”难得，又使他彷徨瞻顾，难以适从。

康有为本来有深厚的民族感情，曾经“托古改制”，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尽情歌颂。经过漫游各国，早先看到文明古国的印度“民生之苦”而想望“大同”。而今来到罗马，又以为“罗马与中国之比较，罗马不如中国者五”：一是“治化之广狭”，说是我国“文明之化，亦过于罗马十倍。我少奴隶，而罗马纯用奴隶。我有学校科举，罗马无学校科举”，即使是“意大利之内国文化，尚不能及汉朝三辅之一”。二是“平等自由之多少”，说是罗马“贵族平等之争数百年”，“意大利之奴隶百余万，仍受主人凌制，法律不同”，“若我汉世内国人民，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平等自由“相去何如”。三是“乱杀之多寡”，罗马“争乱分离以数十计”，“若我汉世只吕后小乱、王莽大乱、质帝被毒外，数十代并皆平安”。四是“伦理之淫乱”，说是“惟其淫乱之俗，则不及中国远甚”。五是“文明之自产与借贷”，说是罗马“乃借贷于希腊而稍用之”，“岂与汉世上承夏商周之盛，儒墨诸子，皆本国所发生”。因此，“有此五者之悬绝，则罗马虽有国会之公议，公馆之同民，道路之长巨，皆不足与我齐驱矣”⑬。

康有为漫游考察，了解各国的利弊得失，说明他还是关心国事的。以欧洲国家与中国对比，也无不可，但他以古代的汉朝和当今的罗马相比，时间相隔两千年，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大相径庭，即上述五点，可以商榷之处也有不少。过去康有为“学习西方”，想望使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如今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和危机，却又认为它连两千年前的中国都不如了。

几年前，康有为写《政见书》以斥革命，多次引用法国大革命“流血千里”，以说明革命不如改良。如今到了法国，在《法兰西游记》中，特地写了《法国大革命记》一节，一开始就说：“法之召大乱后，以初开议院之制未善也。”法国大革命是在美国独立革命后受其影响而爆发的，康有为却以为“欲以美国之政，施之法国，而不审国势地形之迥异，于是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乱也”。再次宣传法国革命“流血遍地”，引申到“我国倡革命之非”，说是中国如革命，“岂止流血百廿五万哉！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即幸能存者，亦留为白人之奴隶马牛而已”⑭。极力反对中国日渐兴起的反清革命运动，说是中国有“特别之情”，以喻革命之必不可行。

今日的罗马还不如中国昔日的汉朝；法国的革命，又有“流血”的“惨祸”。康有为游历西方，又增添了不少顾虑。那么，要不要“学习西方”？西方的“革命”既不可学，又该向西方学习什么？

通过考察，西方的物质文明，毕竟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政府“文明”，经过深思熟虑，康写出了《物质救国论》。

《物质救国论》的《序》文末后署“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六年”，即“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南海康有为序于美国之罗生技利”，知它是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即1905年3月，康有为旅居美国时所撰。该书是上海广智书局铅字排印本，1906年2月初版⑮，内分《波得学船工》《论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论中国近数十年变法者皆误行》《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论欧人之强在物质而中国最乏》《论英先倡物质而最强》《论今日强国在军兵炮械其本则在物质》《论今治海军当急而海军终赖于物质》《治军在理财，理财在富民，而百事皆本于物质学》《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二十年来德国物质盛故最强》《美国文明在物质非教化可至》《论中国古教以农立国，教化可美而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国之强弱视蒸汽力人马力之涨缩为比例》《实行兴物质学之法在派游学延名匠》《派游学宜往苏格兰学机器》《学电学莫如美汽机亦在》《职工学宜往德》《画学乐学雕刻宜学于意》《欲大开物质学于己国内地之法有八》等节，另附录《论省府县乡议院宜亟开为百事之本》等节。

康有为为什么漫游欧、美，想望“物质救国”？他在《序》文中说得很清楚，他认为：“乙未、戊戌以前，举国鼾睡，无可言也”，“庚子以后，内外上下，非不知吾国之短，而思变法以自立矣”，仍“不知欧、美富强之由何道，而无所置足”，从而议者纷纷，莫衷一是。有人以为欧、美的“政俗学说，多中国之所无者”，“以为欧、美致强之本，在其哲学精深，在其革命自由”，而不知“中国病本之何如”。终致“尽弃数千年之教学而从之，于是辛丑以来自由革命之潮，弥漫卷拍”，以致“医论日以多，药方日以杂”，终致“大势岌岌，瓜分可忧”⑯。

康有为自称，戊戌后由亚洲而欧洲，由欧洲而美国，8年间，“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发觉“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对“国民之义”数年来亦知注意，而对“救急之方药”的“物质之学”，却不知讲求，以致“病弱”⑰。(www.chuimin.cn)

康有为接着说，中国是文明古国，但是过去偏重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然，即今之新物质学”，也是最近一二百年间诞生，并非“欧洲夙昔所有”。欧洲重视物质之学而强，“流于美洲，余波荡于东洋”。中国不知讲求“物质之学”，于是“畴昔全大之国力，自天而坠地”，当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因而专门撰写“《物质救国论》以发明之，冀吾国吏民上下，知所鉴别，而不误所从事”云⑱。

《物质救国论》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康有为游历美国，感到“今大地号为最富盛好自由之国”，“死于劫财者”还是不少，“是其所谓文明者，人观其外之物质，而文明之耳”。这样，“以欧、美与中国比较，风俗之善恶，吾未知其孰优也”。如以物质论文明，则诚胜中国矣。“中国自古礼乐文章政治学术之美，过于欧洲古昔”，而“物质”则不如欧美。工艺兵炮、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亦不出于力数形气之物质”。以为炮舰农商之本，“皆由工艺之精奇而生，而工艺之精奇，皆由实用科学及专门业学为之”。说是“耶稣能为欧人之教主，而无救于犹太之灭亡；佛能为东亚之教主，而无救于印度之灭亡，则以应用之宜与不宜、当与不当故也”⑲。中国近数十年来也讲求变法，但未成功，如果能“得各国物质之一二，即足自立”；如果能得“工艺炮舰之一二，可以存矣”⑳。

第二，中国过去所讲变法，“一误于空名之学校”，“再误于自由革命之说”，对后者发挥更详。他说：“自由二字，生于欧洲封建奴民之制，法国压抑之余，施之中国之得自由平等二千年者，已为不切。”要叫中国效法西方的“自由”，好比服药一般，必定是“极补益”之药才可服用，如果妄用，“则无病服药，必将因药受毒而生大病”。如今“中国自由之教，亦令人发狂妄行”，“子弟背其父兄，学者犯其师长”，“自由已极，无可再加”。孟德斯鸠之言自由，也只是有限之自由，而非无限之自由。至于中国，则“孔门已先倡之”，但是没有到达大同之世的境界，自由二字的“完全义”，“则虽万千年大同世后，亦无能致也”。正由于如此，所以“先圣不立此义”，因为“人群所不许有此义”㉑。况且中国两千年来，“本已大受自由之乐”，不必再说什么“自由”了，如果“无病求药，日言自由”，那就必致“中风狂走”，“举国大乱”。中国如再讲自由，那就好比“病渴而饮鸩，其不至死不得矣”。如果再说革命民主，那么印度之亡，“已为吾覆辙”㉒。

第三，“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物质的范围很广，“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以为“百凡要政之缺，可以一朝而举，而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者，不可曰吾欲为之而即为也”㉓。从而提出“欲大开物质学于己国内地之法”，包括设实业学校，小学增机器、制术等。特别是在上海、天津等地，要“自开实业学”，并以重资聘请西方专门人才，谓“今各国人才至多，争欲自炫其长；若我能出重资而聘之，则各国实业专门绝出之技艺，不数年间，可尽收吸之也”㉔。同时，“通国小学增设机器、制木之术”，使“物质之人才辈出”㉕。此外，还提出“速开博物院”“自开型图馆”“自开工厂”等建议，并以“省府县乡议院宜亟开为万事之本”。

如上所述，《物质救国论》检查过去所讲变法，认为“误于空言之学校”，“误于自由平等之说”，从而提出“救国之方在兴物质”。康有为为什么在变法失败后，漫游欧、美，总结出“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而在物质呢？

早在1895年，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中，已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进一步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又建议设立制度局以“定新制”。这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的提出，与洋务派之虽讲开设工厂等经济改革措施，而不敢涉及政治制度的改革判然有别。康有为政变失败后，漫游欧、美，却又着重强调“物质救国”，似与过去洋务派所提类似，是否退到“洋务派的旧路”上去了呢？

应该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的思想确实有了变化，但他的强调“物质救国”却不是完全沿袭“洋务派”的旧说，而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欧、美的社会情况有关。也就是说，通过游历欧、美，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目睹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极大差异，从而主张“物质救国”，认为只有经济发展，才能“物质救国”。至于政治方面如何改革，还没有找到走向“大同”的道路。

这时，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走向帝国主义的阶段，大资本家对中小资本家的并吞，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分割和争夺等等，和康有为过去书本上接触到的和耳食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过去，康有为想望“人类公理”，想望“大同之世”，通过亲身的考察，与早先想望的已大不相同，这样，他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在他1901至1902年所撰、后来又经增改的《大同书》中，就有说到他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全和自己想象的那样完善。“入世界观众苦”的结果，发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苦境”：

欧、美以列国并立而赋税更重，繁苛及于窗户，琐碎及于服玩、僮仆、车马。

即欧、美之有节，限作工之八时，劳苦亦甚，焉得不衰。

欧洲号称文明，而贵族、僧族、士族、平民族、佃民族、奴族，虽经今千年之竞争大戮而诸级未能尽去，至今贵族、平民，两争峙焉。

大资本家的竞争和垄断，对中小企业的排挤和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以及阶级斗争的尖锐，使他心焉忧之：

若夫工业之争，近年尤剧。盖以机器既创，尽夺小工，畴昔手足之烈一独人可为之者，今则皆为大厂之机器所攘，而小工无所谋食矣。而能作大厂之机器者，必具大资本家而后能为之。故今者一大制造厂、一大铁道轮船厂、一大商厂乃至一大农家，皆大资本家主之，一厂一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机器之在今百年，不过萌芽耳，而贫富之离绝如此。……

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下，“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第236页）。这使康有为不能不为之震慑，既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欧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使他感到震惊。既想望一个“大同世界”，而游历欧、美后仍然找不到一条通达“大同”之路。

康有为除参观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外，还游历了一些殖民地国家，这些殖民地国家人民在所谓“先进”国家的殖民制度下，备受蹂躏，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行将掀起。这样，一方面使他惑于“优胜劣败”的“天演”之说，以为“方今列强并争，必千数百年后乃渐入大同之域，而诸黑棕种人，经此千百年强弱之淘汰，耗矣哀哉，恐其不解遗种于大同之新世矣，即有遗种乎，存者无几矣”。另一方面，统治殖民地人民的却正是他前所向往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他不可能认识种族压迫阶级压迫的剥削本质，却也曾引起他对被压迫人民的某些同情。这些矛盾，他没有办法解决，也提不出一个完整的方案。

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目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耳食或阅读得来的书本知识和亲身游历得来的实际见闻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压迫殖民地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某些同情的矛盾，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对封建主义又有一定依恋性的矛盾，等等。康有为始终不可能找到一条通达“大同” 的道路。

过去康有为是主张“全变”，主张政治制度上的改革的，但游历欧、美后，看到不论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向资本主义的国家，还是通过资产阶级改良走向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存有种种矛盾。从中国国内来说，改良派的市场已一天天缩小，而资产阶级革命却日益掀起，并向改良派展开了斗争。在游历欧、美，找不到理想道路而政治上革命势力又渐掀起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下坡路的形势下，康有为只能设想先把“物质” 搞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至于上层建筑，只能暂时不讲，发出了“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的言论。表面看来，似乎和洋务派的只注重经济发展有其相似，但从其内涵及其演变的原因来说，却存有差异。

《物质救国论》是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游历欧、美所写，是在亲历欧、美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后所写，是他对国家制度改革找不到道路时所写。它与洋务派重视经济的提法似乎相似，但背景不同、时代不同、角度不同。尽管康有为没能找到一条通达“大同”之路，但他游历欧、美，考察情况，对祖国的前途还是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