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室与考古学的发现对学术影响广泛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就時代的早晚來比較，敦煌石室的發見當然遠不及安陽甲骨；然而就發見所影響於學術的範圍而言，則安陽甲骨又遠不及敦煌石室的遼廣。因爲甲骨的發見只影響於中國的文字學與古史學，而敦煌石室的發見則不僅僅限於這二者了。敦煌石室所藏的書籍與圖畫綉品的總數究竟有多少，現在已無法考證。

就時代的早晚來比較，敦煌石室的發見當然遠不及安陽甲骨；然而就發見所影響於學術的範圍而言，則安陽甲骨又遠不及敦煌石室的遼廣。因爲甲骨的發見只影響於中國的文字學與古史學，而敦煌石室的發見則不僅僅限於這二者了。

敦煌石室所藏的書籍與圖畫綉品的總數究竟有多少，現在已無法考證。就是斯坦因、伯希和及京師圖書館所得的數目，因爲現在還没有全部目録刊印，也無法知道。專就書籍而論，各人推測的話也都不同。據王國維説，全數約三萬卷，斯坦因所得約三四千卷，伯希和所得約六千卷，京師圖書館最初所得約萬卷。據友人鄭振鐸君説，則漢文寫本書，由斯坦因所得而存於倫敦博物館的計六千卷，由伯希和所得而存於巴黎國民圖書館的計一千五百卷，由京師圖書館改歸北平圖書館的計二千五百卷。至於散在私家及海外的究竟還有多少，則不能知道。

僅就漢文寫本一項，其數目已超萬卷；倘若總括石室其他書籍、圖畫、雜物而説，則其材料的豐饒，實可震驚。這豐饒的材料，若是就學術範圍而加以分類，大概可分爲一、文學；二、語文；三、宗教；四、美術；五、其他史料。關於語文、宗教、美術及其他史料的整理研究，都是專門學問，非初學所能領略，故本文只概括的説明；而對於一般比較容易領會的文學一項加以詳細的叙述。

一、語文敦煌石室所發見的書籍與其他古物，大部分是中文。中文以外，還有一、藏文；二、古梵文（Indian Brahmi Script詳譯當爲印度婆羅謎草書）；三、回鶻文（Ouigours）；四、開突厥文（Kok-turki）；五、叙利亞文（Syriac）；六、粟特文（Soghdienne或Sogdien）等。這許多種語文中，以粟特文的發見爲最重要。粟特即唐玄奘《大唐西域記》中的窣利；是東方古民族；他的語言是由阿蘭語（Aramaic）演變而出的一種伊蘭語（Iranian），但近代已没有人認識。一八八九年，俄人拉特禄夫（W.Radloff）於蒙古境内發見粟特碑。到一九〇七年，伯希和由敦煌書庫携歸粟特文佛經一短篇，又發見中文藏文的同經异譯，於是才由伯氏友人哥地奥（Robert Gauthiot）詮通它。這在近代古語文學的研究上是一件著名的事。

二、宗教敦煌書庫的古物，百分之九十以上爲佛典或與佛教有關的藝術品，但其他宗教的經典或著作也頗不少；舉其著者，有一、道教；二、景教；三、摩尼教。關於道教的，有《老子化胡經》《太玄真一本際經》《太上大道玉清經》《元始旡量度人上品妙經》《太上業報因緣經》《太上濟衆經》《太上靈寶洗浴身心經》《旡上秘要》等及其他許多道經殘卷。這些經卷有許多是佚書，不見於道藏，對於中國道教史的研究上是很有幫助的。關於景教的，有《志玄安樂經》《宣元至本經》《景教三威蒙度贊》《一神論》等。景教史料遺留到現在的，爲數非常缺乏；明末曾掘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對於景教輸入中國的研究上有新發見；現在敦煌又發見許多經論，則對於景教的内含更可由此得到明晰的觀念。關於摩尼教，中國史料尤爲缺乏，這次敦煌書庫發見中文摩尼經殘卷，斯坦因、伯希和與京師圖書館各得有一卷。京師圖書館一卷更爲重要，摩尼教的宇宙論與神祇學，都可由此考證。摩尼教主張善惡二元，伯希和至謂和宋儒所提倡的理欲二元論有關；則這些材料不僅影響於宗教史的研究，而且影響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了。(www.chuimin.cn)

敦煌書庫的發見，對於佛教史的研究，其功績幾乎非簡短的言語所可形容。約略地説，一爲佚經的發見；二爲僞經的考訂；三爲宗派的研究；四爲經典的校勘。關於佚經方面，李翊灼氏所撰《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録》一文（詳下）可略見其數量之多。最近日本所刊《大正新修大藏經》，已將敦煌所發見的佚經搜集刊載。關於僞經考訂方面，日本矢吹慶輝氏所撰《敦煌出土疑僞古佛典について》一文（詳下）可以窺見大概。關於宗派研究，就現在所知的，矢吹慶輝氏撰一千二百餘面之《三階教之研究》的巨著，就敦煌所發見的《信行遺文》《三階佛法》《三階佛法密記》《人集録都目》等，與日本所遺存的經論互相參校，對於三階教的教史、教籍史、教義、實修等作詳密的研究。又次，胡適氏校印《神會和尚遺集》，就敦煌所發見的《神會語録》、《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頓悟無生般若頌》等，撰《荷澤大師神會傳》，證實神會在中國禪學史上的地位，而重訂南宗的初期信史。至於經典的校勘，這工作正在開始，將來一定有很可觀的成績。

三、美術就敦煌千佛洞全部而論——不僅限於所發見的書庫——其美術方面，約可分爲建築、雕塑、壁畫、畫像四者。關於這四者的寫真，斯坦因氏的“The Thousand Bud dhas”“Serindia”，伯希和氏的“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日本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圖譜》及羅振玉的《壁畫捃華》五書可供閲覽。關於這四者的研究，在現代還没有專門的著作；就我所知的，日本小野玄妙所撰的《大乘佛教藝術史の研究》中，曾有《敦煌の藝術ヒ佛教》一章，對於千佛洞的雕塑、壁畫、畫像三者加以論述。總之，敦煌千佛洞的發見不僅在佛教藝術史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可以證明中國、印度、西歐一般藝術的交通與融化。

四、其他史料敦煌書庫所發見的，不屬於語文、宗教、美術、文學而與其他史料有關係者，實亦非常豐饒而重要。如關於經學，有未改字的《古文尚書孔氏傳》、糜信的《春秋穀梁傳解釋》、鄭玄的《論語鄭氏注》等；關於史學，有孔衍的《春秋後語》、失名的《晋紀》等；關於地志，有唐西州沙州的《圖經》、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等；關於文字學，有陸法言的《切韵》、陸德明的未改字的《尚書釋文》等。這些都是宋以後已經亡佚的書籍，而在今日考證學的研究上有相當的幫助的。我們不必深加檢討，只要一讀羅振玉《雪堂校刊群書序録》及王國維《觀堂集林》中關於敦煌寫本的序跋，就可以窺見大概了。又如中國雕版印刷術的起原，是中國文化史，甚且是世界文化史的重要問題之一。中國雕版印書，普通以爲始於五代時候的馮道；但現在敦煌發見鳩摩羅什譯《金剛經》的雕印本，卷首有扉畫一頁，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等字樣。按咸通爲唐懿宗年號，咸通九年當公元八六八年；較九經雕版成於五代周太祖廣順三年（公元九五三年），計早八十餘年。據此推斷，則中國雕版印刷最遲亦當始於唐代；而且儒家經典的刊行是受佛教經典的影響，也可得到證明。又如户口問題，是中國社會研究中比較困難的問題；但齋爾士（L.Giles）根據敦煌發見的户口册，對於中國人口加以推論（題詳下）。以上不過略舉一二以示例，已足見史料的富饒與重要；如果將來敦煌文獻全部整理公開以後，其研究所得成績之更有可觀，是無容懷疑的了。

敦煌石室与考古学的发现对学术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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