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情形混亂，搜羅圖片和史料南站轉寧波回家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當時因寓所只留一位女僕，恐怕守護不周，於是將搜羅到的圖片和一部分的史料移送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内我自己的編輯室裏，以爲這樣或者妥當些。當時閘北情形已很混亂，閘北和租界毗連的地方所設的鐵門也只剩了北浙江路、界路一門還没有關閉。當時覺得拖着小孩逗留在旅館裏，究竟不甚方便，於是决定由南站到杭州轉寧波回家。座位不要説了，孩子也幾乎被擠傷。直立了十時之久，總算到達了杭州。二十二年〔1933〕十一月二日校完後序記。

這册書的編著和出版的經過是這樣的：

民國十九年（公元1930年）秋季，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計劃出版“中國現代史叢書”，主編孫師毅先生，因鄭振鐸先生的介紹，要我擔任編著《中國現代教育史》。

我平素對於歷史雖感到興趣，當時雖靠着編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雜志》維持生活，但自問究竟不是專門研究教育的人，所以對於孙先生的要求頗有點躊躇。因爲鄭先生的鼓勵，同時，我自己也覺得國内有些從事教育理論或實際的人的見地不免太狹窄，不能從社會或歷史的認識入手，認爲教育史的編制確是不容稍緩的事，所以就冒昧的答應了。而當時生活的貧困，逼得我非賣文不可，也是接受編著這部稿件的原因。

答應以後，承書店的好意，先預支點稿費，我就開始搜集材料。當時我一方面搜羅和中國現代教育有關係的重要圖片，一方面就根據各雜志附録的時事日志等和幾本日本書籍，先着手編著《中國現代教育史年表》。因爲我以爲：教育不能離社會而獨存，也不能離社會而被認識；并且教育是社會的上層機構，不明瞭這個社會的經濟、政治的變遷，决不能徹底明瞭這個社會的教育之所以變遷；我先着手年表，就是想根本把捉住中國現代教育的産生、演變和它失敗的原因。

這工作因爲各種人事的牽累，直到民國二十年（公元1931年）十月間才大致完成；當時覺得有許多遺漏，須待補充，所以暫時擱置在那邊，先着手正篇的編著。十二月間，妻忽然接到她的父親亡故的電信，急於要回里，於是我只得將年表匆匆整理，送到書店，再支取點稿費，作爲川資，送她回去。當時因寓所只留一位女僕，恐怕守護不周，於是將搜羅到的圖片和一部分的史料移送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内我自己的編輯室裏，以爲這樣或者妥當些。

民國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一月二十六日，我因爲業務的關係，我的大的孩子也因爲尚公小學快要開學，於是不顧親屬的勸阻，携帶他搭海輪回上海，雖然那時中日在上海將有戰事的謡言已經很盛。二十八日下午三時，我們所坐的海輪緩緩地跟隨着日本幾只巨大的兵艦進吴淞口。船一靠岸，我將行李交給旅館，匆匆的下船，雇了一輛人力車，先去訪問居住在閘北的友人。當時閘北情形已很混亂，閘北和租界毗連的地方所設的鐵門也只剩了北浙江路、界路一門還没有關閉。我和友人談了十多分鐘，因爲孩子有些驚慌，我就不去寓所和編譯所，而一直回到旅館。

那天晚上，戰事爆發；第二天下午，商務印書館總廠、編譯所和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都被日本飛機轟炸，白色的和黑色的紙灰紛飛到租界的馬路上。那天。我的情感很緊張，究竟是憤怒抑或是悲哀，自己已不能分析；至於這些紙灰裏就有我存在編譯所的中國教育史的圖片和史料，那更完全想不到了。當時覺得拖着小孩逗留在旅館裏，究竟不甚方便，於是决定由南站到杭州轉寧波回家。大約三天以後，得兩位同鄉學生的幫助，才得擠上火車。座位不要説了，孩子也幾乎被擠傷。直立了十時之久，總算到達了杭州。在杭州休息了幾天，度過了陰曆除夕，才轉折地回到家鄉——温州。(www.chuimin.cn)

當時我自己的心意幾乎無法統一，對於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的任務究竟是什麽，感到難堪的苦悶，至於編著稿件的興趣更索然了。那年九月間，因孔肖雲先生的招邀，到安徽大學來教書。那時，范壽康先生主持文學院，他自己教授西洋教育史，而將中國教育史讓我擔任。因爲教課的催逼，我於是重新從事《中國現代教育史》的編著。當時一面編著，一面陸續付印發給學生。因爲史料搜集的便利遠不及上海，而字數的多少又受有契約的限制，覺得很不如意；但安大教育系同學們聽講的反應，很給我一些鼓勵，比從前囚居在亭子間裏閉門編書的趣味好得多了。所以從十月底到次年（民國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三月居然將全稿完成。當時本想細加修正，恰恰家中來信要還一批債款，而學校的薪給積欠數月無法支領，於是又只得匆匆的將這全稿寄到上海書店，而支取應得的殘餘的稿費。

當初着手編著的時候，本擬在實業教育章以下，再叙述到留學教育、教育思潮及教育實際如青年運動以及學校風潮等，但都因爲字數的限制，只得割弃了。關於前兩類，其他的書店裏已有專書出版——雖然没有叙述到最近——或者可以參考；關於後一類，大都和現在還活着的人相關，寫得太率直了，容易得罪人，在這樣説話作文萬分困難的時代，也似乎不是明哲保身之道。這些都只有請讀者們原諒了。

這似乎寫得太瑣碎了，然而我的意思只是要請現在的讀者曉得這册書的編著和出版是經過相當的苦難的；而另一方面要請後來的讀者明瞭中國目下的社會正在激變，不願出賣靈魂的知識分子只有在顛連困苦的環境中出賣他的腦汁。

這是否够得上所謂負責的文字，只有請清白的讀者與以好意的批評；如果加以指正補充，而書店允許修訂再版的話，那是個人所企求的。

最後，對於直接的或間接的給這册書以編著和出版的機會的諸位先生，深致感謝；對於妻仲瑛和妹秀遠抄録史料、整理稿件的辛苦，也附筆致謝。

二十二年〔1933〕十一月二日校完後序記。

當時情形混亂，搜羅圖片和史料南站轉寧波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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