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会馆研究：探讨会馆性质及其社会经济作用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无论是同乡会馆，还是同业会馆，同乡组织或行业组织并不能完全诠释它的性质，同乡会馆组织往往发挥着商业经济组织的作用，行业组织又往往具有社会组织的功能。会泽县江西会馆建立之初，其组建成员将建立庙馆的目的定位为祀神，并将其勒石于会馆之中。云南人在省外建立会馆时，也宣称其组建目的也是为了祀神、联谊。即是说，行业会馆也将祀神、聚会作为组建的目的，也有社会组织属性。

无论是同乡会馆，还是同业会馆，同乡组织或行业组织并不能完全诠释它的性质，同乡会馆组织往往发挥着商业经济组织的作用，行业组织又往往具有社会组织的功能。

1.会馆的社会组织性质

笔者发现，众多同乡会馆在其碑刻或其他资料中均极力宣扬，会馆是由民间团体自发组建，其目的是为了祭祀神灵、联络乡谊，而非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组织。

会泽县江西会馆建立之初，其组建成员将建立庙馆的目的定位为祀神，并将其勒石于会馆之中。会馆《万寿宫碑》曰：“江西福主许仙真君，弱冠慕至道师……故凡立庙，祀真君必并祀三圣。此诸处省会，庙祀之所由起，盖以神显化无方，有感即应。”^[82]许真君是江西福主，凡有江西人必立庙祀奉，有感即应，神灵会庇护在异乡之江西人。该馆《万寿宫重修碑记》曰：“尝闻居朝者争名，居市者利。是名利两途，古今一辄。况吾人远托异乡，万水千山，匪籍神灵之呵护，同乡老成之箴规，曷克获平安……圣容如在，聿显威严。于以继前人之志而答神庥，成聚处其中以交相劝勉，将见集太和于旅邸，福泽于无量矣。”^[83]此碑记说明了江西会馆的建立是为了奉祀许真君和萧晏二公，以保官商平安，福泽无量。

会泽县湖广会馆“禹王宫”《禹王宫碑》也详细描述了大禹功绩，碑曰：“……若帝主之德，于楚亦甚深矣，稽明纪货殖，巡游于楚地，爰身拯民于水火，三城显圣迹，留仙桥五脑，成真玄机，法妙，倪以司护国之权，挺以受盖天之勒。其建也，亦宣斯二圣者，楚之人必钦之、思之、崇祀之。”^[84]由此可知，祀奉大禹，以联络乡情这也是湖广会馆的组织目的。

昆明四川会馆《北川碑》载：“盖为兴帮建会，原为祈福禳愆，……藉以乐叙乡情”^[85]，即是说叙乡情为会馆建盖的目的。会泽县陕西会馆碑刻载：“爰是谋诸乡人，建立公所。每岁时休□，咸聚于其中，幽□明显，以尽人道”^[86]，也表明会馆组建的目的为祀神和联谊。永昌（保山）腾阳会馆《重修腾阳会馆碑记》载：“吾乡人以岁时享祀，会饮其中，可以昭诚悃而获荫庥，笃乡谊而联声气，诚盛举也”^[87]，同样说明腾阳会馆的组建主要是为了祀神、聚会和联谊。

云南人在省外建立会馆时，也宣称其组建目的也是为了祀神、联谊。如京都云南会馆载：“客于斯，憩于斯，燕享于斯，聚邦人于斯。使居者有苴蓿系驹之场，行者无芳草王孙之叹。”^[88]

以上是同乡会馆组织的情况，现在再来看行业会馆组织的社会组织属性。行业会馆的组织方式与同乡会馆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对成员的要求不一样，但它们都是在建立组织的同时修建庙宇，作为组织的常驻地。比如，昆明咸丰年间银钱业组织修建“九环宫”作为行业组织驻地，昆明棉花行修建“三元宫”作为组织的驻地。行业会馆之所以要修建祠庙，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供奉行业先祖，祈求神灵保护，目的之二是为了同行业之间联络友谊。即是说，行业会馆也将祀神、聚会作为组建的目的，也有社会组织属性。

2.会馆的经济组织属性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许多城镇、交通枢纽中心、矿厂会馆的组建并非仅仅是为了祀神、联谊，而是为了服务于地域工商业者事业的拓展。正如罗威廉分析汉口的地缘会馆时所指出的：“严格地说，会馆并不是贸易组织，但……实际上他们几乎不可能脱离贸易。”^[89]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具有较强的经济组织属性。(www.chuimin.cn)

据学者李中清估计，清代移民西南的人口大约上百万，18世纪初期以前他们在西南山区、半山区垦荒，初期以后新来移民便不愿再从事农垦，“很多人被城市所吸引，被商业的兴旺所诱惑，尤其是迅速发展的采矿工业”^[90]。其中，被云南商业、矿业发展所吸引而来的移民，就是各地会馆组建的主要成员。他们组建会馆，不仅仅是为了祀神、联谊，还为了在云南拓展他们商业贸易。这是由于云南会馆是到云南商贸、投资办厂的商人倡导建立，因此它同时也是内地商人为适应业务扩大需要，在地域商帮基础上建立的有制度、有体系的经济组织。

清代，尽管商品生产还处在小规模或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阶段，但中国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商品的流通量非常大。然而，由于流通距离非常远，交通运输条件有限，单个商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满足贸易不断扩展的需求，只有将一个个商人的资本、人力、物力联合起来，结成利益联盟，才能组织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贩售。云南地处边疆，距离内地较远，山高路陡，瘴气弥漫，商人入滇经商不仅面临着各种风险，甚至可能会丢失生命。为此，内地商人起初结成商帮，集体在滇开展贸易活动，然而商帮是同籍商人之间较为松散的联合体，制度性弱，系统性差，且没有固定的联络、互助平台。

随着地域工商业者在云南的不断客居和贸易规模的拓展，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固定的、有制度、有体系的组织，来配合他们完成在当地的贸易活动。不过，清代政府对民间组织有着严密的控制，如取缔天地会等秘密组织。商人若公然以管理业务、保护自身利益宗旨结社，势必为政府所不容，故商人只能选择一种比较隐忍的方式结社。于是，他们选择了“会馆”结社方式来建立经济组织，以“同乡”关系作为组织原则，以“祠庙”为固定的办公场所，并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使该组织逐渐制度化、体系化。

会馆“借庙为馆”的建筑特色和“同乡”关系的结社纽带，并非简单的乡土文化怀念，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服务于商人的商业活动。几乎所有的商人会馆都供奉着一尊或多尊乡贤偶像、神灵，这些神灵乃是流寓商人心中的保护神和心灵家园。如江西水神“萧公”本是江西民众普遍信仰的本土乡贤，江西商人则赋予了萧公拯救商人于水祸的传说，使其成为江西商的保护神，“伯轩……一日起坐，语家人曰：‘某地某水，三舟将覆，吾力救之。’人以为异，问舟过临江者，三舟皆巨商也，言合，神之。……众商闻之，争施舍，以萧置庙中”^[91]。再如，关公即三国时期著名将领关羽，以忠义闻名于世，关中商人将其视为保护神，并将忠、义视为该地域商帮的商业精神。这种乡土信仰消除了商人心中的不安，使他们能安心留在云南经商，以确保组织成员的稳定性和商业活动的持续性。

“同乡”关系“可以跨越阶级及其他纵向纽带”^[92]，使商人以及商人组织获得来自不同阶层的互助，增进商业合作者之间的信任与忠诚。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93]，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对血缘、地缘有着高度的认同，基于这种认同人们对“同乡”有着特殊的亲切感、信任感。地域工商业者选择“同乡”结盟，细微的乡音、共同的习俗，不仅使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较他乡人容易，还有助于监督和约束商人行为。同时，虽然清代商人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改善，但是仍游离于国家权力体制之外，无论是对组建商人组织本身而言，还是对商人贸易活动而言，均需要来自社会权力阶层的支持和保护，也需要其他商人或工匠的信任和配合。“同乡”关系则能拉近官员、商人、工匠各阶层之间的距离，将他们同时吸纳入会馆组织，商人可以获得官员的庇护，亦可以与商人或工匠、劳工达成合作。因此“豪门巨富特别看中了同乡关系，他们能够运用貌似平等的原则，在组织内部实行劳动分工，把‘脏活’留给下层阶级的老乡；这些人还能掉文弄墨，拟定会馆的宗旨，以效劳于自己企业的利益”。而且，“乡里的经济专业化（发展）并不受垄断的情况限制”。^[94]

于是，会馆组织中出现了官员、士子、工商业者共同结社的现象，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乡会馆的章程里面会涉及一些商业事务方面的规定，隐藏在会馆祀神、联谊社会属性后面的是它服务于商业活动的经济属性。

或许有人会质疑，以昆明浙江会馆为例，它是一个典型的由众多浙籍官员组建的会馆，会馆的组建是为了向孤寡贫苦者提供救济。然而，我们发现浙江会馆成员是包括商人的“乡人之官者、幕者、商者往来不绝，省城之有会馆尚矣”，“议同乡南货客来滇贸易者，酌量捐助”^[95]。尽管浙江会馆的社会组织属性较其经济组织的属性更为明显，但这也不能说它没有经济属性，而且它只是个案。

同业会馆是经营同一行业的工商业者组建的经济组织，它的组建是为了维护行业商人利益，规范行业经营秩序。这一点在行业会馆所订立的规则中有明显的反映，比如盐行会馆规定：“要买卖白井、黑井、石膏井所产之盐者，每百斤须向本会纳银一分；随便高价贩卖盐者，征收一百两的罚款。”^[96]布行会馆规定：“不得同齐入行售货，亦不得在外向客号私买，若有自寻向客号买者，查出照章上功德银二十两外，罚戏一台，席十桌。”^[97]据一些老人回忆，昆明药材帮会馆或称公所“药王会”，地址在三皇宫（今鱼课司街），每年农历正月初三做“药王会”，聚会者百数人，一起研究药材的品种、产地，以及炮制方法、运销行情，顺便做些交易。^[98]

云南会馆研究：探讨会馆性质及其社会经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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