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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海案:历史教训与反思

【摘要】:安得海泰安被擒、济南被斩一案,是多种原因合力促成的结局。探析此案的经验教训,堪称一面历史镜鉴,警示古今。尤其是安得海参与了扳倒恭亲王的宫廷斗争,不仅伤害了洋务派领袖奕訢,而且也惹怒了包括丁宝桢在内的一大批洋务派地方大员,从而使安得海成为众矢之的,难逃群起攻之、万劫不复的命运。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安得海被杀一案已经逝去久远,但留给后人的反思却是无尽的。

安得海泰安被擒、济南被斩一案,是多种原因合力促成的结局。探析此案的经验教训,堪称一面历史镜鉴,警示古今。

一是从个人因素的角度看,是安得海擅权干政、骄横不法、树敌过多的自取灭亡。人往往得宠而滋骄,恃骄而弄权,擅权而无法,违法而招祸,殃祸而败身。这似乎是封建官场的一般规律,安得海亦不例外。一个自我膨胀得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张牙舞爪、肆意骄纵的人,最终的结局难免身败名裂、下场可悲。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铁律,安得海就是被这个铁律惩罚的其中之一。尤其是安得海参与了扳倒恭亲王的宫廷斗争,不仅伤害了洋务派领袖奕訢,而且也惹怒了包括丁宝桢在内的一大批洋务派地方大员,从而使安得海成为众矢之的,难逃群起攻之、万劫不复的命运。一个逆向而动的人,势必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形同蚍蜉撼树,螳臂挡车,可谓妄自尊大,不自量力。表面上看,处决安得海的理由是违背宫廷禁忌,实质上是新旧势力的暗中较量。不然的话,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军人物不可能闻知安氏被杀的消息后拍手称快,欣欣鼓舞。安得海这个反面教员,堪称所有为官者的一面镜鉴。

二是从权力廷争的角度看,可以说除掉安得海既是慈安太后、同治皇帝和恭亲王奕訢一派抵制西太后政治集团的一个胜利,而擅长权谋的西太后在这场角逐中的败北却是她始料所不及的。经此一案,西太后这个极富心机的女人从中看出,她同慈安、奕訢的权力廷争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丢卒保车,隐忍等待,不可为所欲为,轻易出击。为了攫取最高权力,作为政治野心家的西太后不计一事一人的得失,忍痛割爱将安得海作为牺牲品抛弃,是为不二选择。尽管这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心有不甘,曾经一度阻挠圣旨的发出,但最终还是权衡利弊,作出了顺应人心的正确选择。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明智之举,在风口浪尖上必须做到趋利避害,明哲保身。不然的话,慈禧太后就成了安得海的替罪羊,招致朝野不满、舆论围攻,处于千夫所指的危险地位,很容易被政敌利用,小题大做,将其置于死地,永世不得翻身。作为一个为攫取最高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人,是不愿看到这一幕的。撇开慈禧这个人的政治品质不论,单就在处理安氏一案的抉择而言,不失为那些充当恶人保护伞官员的“清心剂”。当代学者李岚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说,山东巡抚丁宝桢“见机行事,巧妙地利用了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同治帝宫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智斩权监安得海。”[34]此说不无道理。

三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看,安得海被诛是朝野共同维护清廷制律的结果。一个政权的正常有效运转,主要依靠制度的约束和律法的权威。一旦制度遭到破坏,法律遭到践踏,这个政权大厦的垮塌就为时不远了。慈禧太后默许安得海出宫,明知违制而擅为之,说明清廷律法在某些当权人物眼里已经形同虚设。这种突破律法现象的发生,说明政治肌体的腐败已经出现了溃口。说到底,丁宝桢等官员诛杀安得海的行为,打的旗号是依法办案,实际做的维护清廷律法的尊严,弥补的是政体腐烂溃口。律法的存废决定于政治明暗。终于,当她慈禧太后除掉所有政敌、独揽朝纲后,为满足不断膨胀的私欲,在修建自身陵寝等一系列重大事情上疯狂破坏清廷规制,最终解构了支撑政权存在的律法,临终之际将大清王朝一同带进了坟墓。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安得海被杀一案已经逝去久远,但留给后人的反思却是无尽的。

主要参考文献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版。

丁宝桢著:《丁文诚公奏稿》,贵州省新闻出版局2000年版。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张秀枫著:《历史问题与问题历史》,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

仝晰纲著:《中国历代宦官》,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

唐家品、高儒林主编,汤贵仁学术主编:《泰安文化通览》,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王学斌撰:《清末安德海案背后的玄机》,载2015年8月10日《中国经营报》。

【注释】

[1]徐珂:《清稗类钞》,南海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60页。

[2]孟森:《清代野史》, 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辑,第139页。

[3]仝晰纲著:《中国历代宦官》,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4]佚名:《贪官污吏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5]小横香室主人:《清代野史大观》, 中央编译局2009年版,第1辑,卷1,第77页。

[6]荣孟源、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辑,第30页。

[7]印鸾章:《清鉴纲目),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69页。

[8]《清代野史》,第1辑,第139页。

[9]印鸾章:《清鉴纲目), 第569页。

[10]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11]王学斌撰:《清末安德海案背后的玄机》,载2015年8月10日《中国经营报》。(www.chuimin.cn)

[12]丁宝桢著:《丁文诚公奏稿》,贵州省新闻出版局2000年版,第223页。

[13]《贪官污吏传》,第75页。

[14]《丁文诚公奏稿》,第216页。

[15]薛福成:《庸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3页。

[16]《丁文诚公奏稿》,第216页。

[17]《丁文诚公奏稿》,第216~217页。

[18]《丁文诚公奏稿》,第217~218页。

[19]《薛福成选集》,第128页。

[20]《薛福成选集》,第128页。

[21]《丁文诚公奏稿》,第218页。

[22]《薛福成选集》,第128页。

[23]《丁文诚公奏稿》,第218页。

[24]《薛福成选集》,第128页。

[25]《薛福成选集》,第129页。

[26]《清穆宗实录》,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卷264,第9~10页。

[27]《清鉴纲目》,第569页。

[28]《丁文诚公奏稿》,第218~219页

[29]《清穆宗实录》卷264,第26页。

[30]《丁文诚公奏稿》,第223~224页。

[31]《庸笔记》,第83页。

[32]《庸笔记》,第83页。

[33]《薛福成选集》,第129页。

[34]转引自赵炎撰:《丁宝桢如何摆平权贵》,载2014年12月26日 《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