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街区”是一类商业社区案例的统称，美国学者称其为“Main Street Mall”或“Townscape Mall”，其外延较为宽泛，包含以小街密路或步行化巷道为基础所形成的商业功能区[1]。典型的美国风貌型商业街区是一种以地产开发为引擎、消费活动为内容、场所营造为主题、空间管控为保障的社区活动中心，它制造某种“异域”的沉浸式环境，通过营造体验与激发事件来刺激消费与交往行为。......
2023-09-30
超级街区与社会认同在邻里范式中的重要性
【摘要】：新界的相互区隔，而又自成一体的新市镇是地理、政治、社会与政策因素的综合结果麦理浩治期是香港社会化解危机，提升社会福利，巨量扩充基础设施与住宅，重构社区归属感的关键时期。麦理浩所推行的“新政”多达近20项，其中与城市空间重构有关的有“十年建屋计划”“开发新市镇”“兴建地铁”“康乐与文化发展”和“制定郊野公园条例”。
1959年，港英政府释放了中环地区的一大块土地，面积76英亩（约0.3平方公里），这个区域由原来的军港用地与一部分填海造地构成，是今天西至上环西港城，东至夏慤花园的香港中央金融区，“金钟”的地理概念也是随着这块军港用地的开发凭空生造出来的。为了应对这次大批量的土地供应，港英政府于1961年完成了《香港中区城市计划》（Central Area Redevelopment），规定了一些至今依然在发生作用的规划原则，比如区隔行人与汽车，建立步行区，重视建成环境体验（城市设计的雏形），等等（图9-7）。其中，“步行区”是一个整合区域功能的立体综合步行体系，这使得一个高强度的商务区真正在物理空间层面上成为一个整体。在之后的土地开发中，原本设想的开放的步行空间多半在实际修建中变成了互相串联的商场内庭。这使得1960年代后开发的新中区与之前自发形成的老中区成为两个独立地带。老中区是殖民地时期密集的唐楼景观的延续，区别无非是原来的唐楼向空中生长成为无数“铅笔楼”，而新中区是一个横亘在新填海地带上的现代中央金融区，也是无数现代综合体建筑的集合。由于香港置地这样的大地产商能够获取相邻的多个街区的土地，地产商在串联所统辖的地块上更加肆无忌惮，新中区的地权划分已经没有殖民地时期的痕迹，而更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在城市更新运动中形成的“超级街区”（superblock）。便捷的步行系统从上环码头一直延续到金钟廊，将几十个小街块整合成一个巨构。
图9-6 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气泡图形代表一个个社区
图9-7 1961年《香港中区城市计划》封面上的中区规划图，此报告将步行空间作为串联整个区域的系统
新中区的中央金融区虽然与同时发展的新市镇有着功能上的差别，但是它们来自同一种规划思想的相似空间愿景。从一个后来者的视角来看，艾伯克隆比为大伦敦所制定的泡泡图才是当代香港真正的隐形结构，虽然一代代的香港规划者不断质疑这种单元化的城市结构，但是香港实现了一种垂直空间上的单元化，在拓扑结构层面与大伦敦规划并无区别。在1960年代末制定《殖民地规划大纲》（Colony Outline Plan）与《香港集体运输研究》（Hong Kong Mass Transport Study）的时期，观塘等地已经成为新的轻工业生产区，华富邨、美孚新邨等远离市区的新居住区正在形成，但这些新发展区依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市镇。直到1973年，《新市镇发展计划》（New Town Development Programme）正式实施后，荃湾、沙田与屯门才成为第一代新市镇。新市镇的出现完全改变了香港的传统城市地理格局，香港真正成为一个大都会区并被一个广大的郊区包围。在第一代新市镇之后，又有两代新市镇相继建成，分别是以大埔、粉岭-上水和元朗代表的第二代新市镇和以将军澳、天水围和东涌代表的第三代新市镇。在这些新市镇中，沙田是极具代表性的。沙田的规划始于1960年代末，1970年代曾邀请英国规划师霍尔福德（William Holford）作咨询顾问，后来由香港规划部门的本土技术官僚完成规划，但是基本上采取了英国第二代新市镇坎伯诺尔德的模式，在消费与公共空间的融合上更趋成熟。1980年代初，随着新鸿基等华人开发商投资香港的地产市场，沙田开始快速发展，其他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市镇与新居住区也与此相似，都是英国第二代新市镇与香港的投机式地产开发模式的结合。这些新社区虽然被称为“新市镇”，但是它们其实是建造在填海地带上的精密的建造物机器。社区由标准化的建筑单元构成，采用有限的几种住宅平面形式与商业裙房格局，垂直功能分层清晰，空间层级关系严密，社区配套紧凑而完善（图9-8、图9-9）。
图9-8 1967年《香港集体运输研究》中规划的轨道交通线路
图9-9 新界拓展署的新界发展区区划图（2002—2003）。新界的相互区隔，而又自成一体的新市镇是地理、政治、社会与政策因素的综合结果
麦理浩治期是香港社会化解危机，提升社会福利，巨量扩充基础设施与住宅，重构社区归属感的关键时期。在以往的公共话语中，麦理浩往往被描述为一个极力改善香港民生的亲民领导者。这种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是真正推动香港的“准福利社会”建设的是来自英国本土的力量，尤其是在1970年代后5年的工党执政期。随着当时的港英政府内部文件的进一步公开，麦理浩善政的面目日益清晰。在1966—1967年的香港“左派”运动之后，英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香港不稳定的根源是日益庞大的华人群体在殖民统治中的羞辱感与整体性的生活困顿。同时，提升了生活水平的香港将从一个廉价产品的生产交易中心转变为一个消费型社会，这会减少英联邦内部的贸易摩擦。1974年后，来自工党政府的变革压力逐渐加码，外交和联邦事务办公室要求香港加快福利供应，并强行推进社会保险。为了化解这些变革压力，减轻本地的财政负担，麦理浩提出让大企业介入公共福利体系的建设，这为以后大地产商主导社会发展预留了可能。
麦理浩所推行的“新政”多达近20项，其中与城市空间重构有关的有“十年建屋计划”“开发新市镇”“兴建地铁”“康乐与文化发展”和“制定郊野公园条例”。这些计划的目标多为疏解都会区的过密人口、改善居住条件、降低交通成本、补贴劳动力的工资（公屋计划）、完善社区设施以增强社区归属感等。麦理浩这些计划看似庞大，但与外交和联邦事务办公室的宏伟目标依然相去甚远，因此只能算作一种“准福利政权”政策。公屋与基础设施计划从1960年代的港督戴麟趾（David C.C.Trench）治期就已经启动，1979年工党下台后开始减速，但是麦理浩认为，通过这些项目的启动来增强社区归属感才是要务，大量的投资进入这些社会建设领域，福利供应可以稳步推进，不必操之过急。事实证明，麦理浩的政策兼顾了本地精英和平民，企业不希望高涨的福利水平拖累利润，平民也从生活改善中获取了实惠。在空间层面，轨道交通站与消费空间融为一体，香港的第一个所谓的“上盖式”综合体东角中心就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私人开发商与港铁的利益日益捆绑，港铁的发展不仅满足现有的通勤需求，而且将高强度开发引导到了港铁站的周边，轨道交通站往往也成为社区的中心，可以方便地连通康乐与文化设施，这已经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新市镇中心概念，成为悬浮在城市轨道上的巨型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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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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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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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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