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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

【摘要】: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于罗布林卡坚色颇章寝宫,享年58岁。12月22日,国民政府中央发布了册封令,追赠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并于1934年2月15日在首都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地方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政治局势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黄慕松本人则于4月27日飞抵成都之后,率大部人员经由西康进藏。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于罗布林卡坚色颇章寝宫,享年58岁。西藏噶厦政府于1933年12月20日致电西藏驻京办事处,令其将此消息转报国民政府以及当时滞留内地的九世班禅。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于当日致电蒙藏委员会:“达赖佛座于藏历亥月三十日(即国历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七时半圆寂,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及噶厦负责处理,希安心供职,并呈报中央。”[296]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给已经朝向良性发展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带来了很大变数。此时国民政府亟待解决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所带来的三大问题:其一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追封与派员致祭问题;其二是西藏地方权力的更迭问题;其三是滞留于内地的九世班禅的返藏问题。国民政府中央对此高度重视而且反应迅速,立刻做出了相应的安排部署。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在获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信息的第二天便致电西藏地方政府:“惊闻达赖大师圆寂,震悼殊深。遥念西陲,弥切关怀。除呈请中央从优褒恤,暨令蒙古、青、康、平、热、五台各寺唪经外,特电致唁。”[297]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政府首脑也迅速给西藏地方政府发去唁电,表达个人的悲痛和中央的关怀。12月22日,国民政府中央发布了册封令,追赠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并于1934年2月15日在首都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地方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政治局势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西藏僧俗上层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之前由谁来执掌政教大权而发生了激烈斗争,最终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协商妥协下,决定由热振活佛出任摄政,掌管西藏政教事务。1933年12月,噶厦政府将此决定电告西藏驻京办事处,同时按照惯例呈报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4年1月30日对此予以批准并致电西藏地方政府:“三十日行政院会议决议,即日呈请国民政府以热振呼图克图代摄达赖佛职权,深信热振呼图克图必能益宏智慧,敷施教化,巩固中央、以副翊教保民之至意,特电知照。”[298]

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下达命令“特派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299],并挑选熟悉西藏情况的人员组建了专使行署。黄慕松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组长,他熟悉边情,又具备相应的军事、国防知识。国民政府对他出任“致祭专使”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利用此次入藏的机会同西藏地方各界广泛接触、直接磋商,解决一些中央与西藏之间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黄慕松后来在提交中央的报告书中写道:“西藏为中华国族所居之一大部分,达赖喇嘛不惟藏族政治领袖,亦且为佛教之领导者。二十年来,中藏关系虽若断若续,但达赖环顾英人觊觎西藏,及藏地经济贫乏,人口稀少,地利不振,其时思内向,至为殷拳。此次遽然圆寂,我中央眷念达赖保障西陲之功,藉谋恢复中藏原有关系起见,先从感情连(联)络、藏事调查入手,特派慕松入藏致祭,并加追封。远瞩高瞻,得时得计。慕松不才,忝膺重寄,自奉命后,深以此举关系中藏前途至重且巨,恐才力薄弱,弗克胜任,但为效忠党国,仰答知遇,惟有竭尽驽骀,奋勉将事。”[300]

黄慕松出发之前,“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室曾召集军事委员会、内政部、外交部、蒙藏委员会、参谋本部各派员合拟所谓‘入藏专使训条’……核定为外交、政治、军事及其他四条,内分九项及若干目”[301]。该训条在当时属于国家机密文件,是黄慕松入藏之后总的行动指导原则,确定了其入藏后与藏方谈判的内容框架以及国民政府对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最高原则。现引全文如下:

一、关于外交者

1.西藏为我国领土,所有应行解决之各种问题,均属内政范围,应由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涉,避免外人干涉。

2.西藏过去如有与外国订立条约未经中央承认者,应呈报中央审核处理。

3.俟西藏各种问题均有具体解决办法后,由政府与各关系国以平等互惠为原则,另订关于西藏之通商条约。

二、关于政治者

1.恢复中央与西藏原有之统属关系

A.中央于西藏仍照前例安设驻藏办事长官。B.西藏改派负责代表,设立驻京办事处。C.西藏地方政府之高级官吏,应照旧例呈请中央任命。D.西藏地方政治组织如有未臻妥善之处,应依据中央法令,参酌当地特殊情形,详细改善办法。E.汉、藏人民通商旅行,应准绝对自由。F.西藏地方建设事业,在经济上、人才上中央应量予协助。

2.确定康藏界址

A.太昭嘉黎以东三十三县原为清末西康建省区域,但藏方颇多异议。本条第一项统属问题如能解决,界址问题不妨酌予让步。B.昌都位于西康中部,为川、康、藏、滇、青交通枢纽,在军事上尤占重要地位,必须划入西康范围以内。C.康藏界址确定后,应即树立碑石,以免日后纠纷。

三、关于军事者

1.西藏地方军队应确定名额,由中央派员指导训练,专负维持地方治安之责。

2.西藏西南边界之国防建设及国防之统率由中央统筹办理。

3.西藏地方为自卫计所需枪械由中央发给,不得向外购买。

四、以上三条为中央对于解决西藏问题之最髙原则,其具体办法由人藏大员与西藏地方当局评商拟定,呈候核夺。[302]

一切安排就绪之后,致祭专使行署分两路进藏。1934年3月18日,参议蒋致余、巫明远等经由印度先行进藏,调查当地情形,为黄慕松进藏做准备工作。黄慕松本人则于4月27日飞抵成都之后,率大部人员经由西康进藏。当年8月28日,黄慕松一行经过4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拉萨。黄慕松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第一位进入西藏的中央政府大员,西藏地方政府依据清朝时驻藏大臣入藏时的迎接规格,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噶厦派来僧俗噶伦各一员、五品官以上僧俗文武官员,均郊迎于鸦普(鲁)藏布江,藏军约一团之众,着最新式服装鹄候欢迎……驻藏尼泊尔代表率队,及全市尼民,与不丹代表,驻藏汉民,均各自设帐欢迎,频频以中央德被边氓为谢。计是日拉萨不下万人之市民,均拥挤道中,窥目探视,而过去中藏二十余年之隔阂,在市民观之,实已减除殆尽也。”[303]

噶厦政府的四位噶伦于黄到达拉萨的当日分别前来拜谒,黄慕松向他们表达了“中央关怀边民德意及眷念西藏官民之至意”[304]。其后几日,黄慕松礼节性地拜访了摄政热振活佛以及其他西藏政教上层,黄慕松入藏前已经“在京、沪、川、康备办藏人所喜用礼品,事先分配妥定”[305]。到达西藏以后,“将在拉萨应送礼品,计自热振呼图克图、司伦以下至七品官以上,均分别轻重,于职到日专差送达,以表示中央眷念藏人之厚意,而使中藏感情益趋和好也。”[306]鉴于西藏地方全民信仰藏传佛教,黄慕松还遵循清代驻藏大臣到藏以后的惯例,“朝拜寺院,计大、小昭寺,别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及达赖喇嘛驻锡处之布达拉宫”[307],并代表中央政府发放了布施。每到一座寺院,黄慕松均向寺院喇嘛阐述国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以及中央与西藏的密切关系。黄慕松此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彼等至为感激,并甚望中央以后常派大员入藏,使中藏关系更进一步而共同发扬佛教”[308]

黄慕松此行拉萨的主要任务是册封以及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两件事情能顺利进行是解决其他事宜的前提。黄慕松提出先册封,然后致祭,并就此问题与噶厦政府接洽。西藏地方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册封为一大喜事,在西藏官民异常悲哀达赖佛圆寂之时,不愿举行,以免藏人反对。”[309]黄慕松解释说:“政府派员来藏,原为表彰达赖保障西陲及弘扬佛教,故加追封。若不先举行册封典礼,不但有违政府派员入藏之初意,并将湮没达赖保障西陲与维持西藏政教之功。”[310]经过反复协商,西藏方面终于同意了黄慕松的安排,双方定于在布达拉宫举行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仪式,并制定了“册封达赖喇嘛礼节单”。9月23日,黄慕松率领致祭行署全体人员与西藏地方僧俗官员数百人齐集于布达拉宫,按照礼节单所开列程序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黄慕松代表中央政府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西藏方面基巧堪布代受了中央政府颁发的玉册、玉印。黄慕松在其报告书中详细记述了册封的过程:

是日上午八时由拉萨行署出发,军队来迎来送,市民观者如堵。藏方自司伦以下,四噶伦、扎萨克、护卫司令,及驻拉萨代本、僧俗官员数百人,均着藏中最新礼服,恭候于册封礼堂。而司伦、噶伦等高级职员,则迎候宫外。入礼堂后,即按礼单举行,由姬觉(基巧)总堪布代受玉册、玉印。全堂肃静无哗,礼节至为隆重,于十一时半完毕归署。[311]

册封仪式完成之后,黄慕松即与西藏方面商洽致祭的具体日期及事宜。西藏地方选定10月1日为吉日,双方决定该日举行致祭典礼。当天,黄慕松率致祭行署全体人员出席了致祭典礼,并由参议蒋致余宣读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颁定的祭文。黄慕松记述:

十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布达拉宫正殿举行致祭典礼。礼节隆重如前,惟祭堂内西藏僧俗官员及行署人员增加凄惨之态耳。[312]

祭堂设于布达拉宫五世达赖金塔前之大殿,司伦之位高约二尺许,诵经之喇嘛约百五十人,位于东,噶伦依次位于西。达赖座设于中央,陈金丝锻袍,座前设祭案,铺陈政府当局及余所赠之金丝绒毯、金海灯、玉如意、银水碗、景泰蓝五贡等件……蒋参议读祭文时,声容哀壮,喇嘛中有泣下者。[313]

黄慕松完成册封、致祭事宜后,又在拉萨各大寺院进行熬茶布施。“据说过去英人在三大寺熬茶,对每一喇嘛曾发给银洋一元。他这次决定每一喇嘛散银洋二元,邀请噶厦派员共同办理。从11月13日起至26日止,他陆续在大昭、小昭、哲蚌、色拉、噶丹等寺逐一熬茶散钱。此外并以藏银691秤(每秤等于藏银50两)交噶厦与大昭寺堪布负责保管生息,以每年所得息金作为政府每年正月十五日在拉萨举行传昭时熬茶散钱之用。”[314]黄慕松的这些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僧民热烈欢迎,一致拥护中央,黄氏亦认为藏方民情朴实,内向情殷,结果颇圆满”[315]

在藏期间,黄慕松就具体政治问题与西藏地方政府举行了多次磋商及会谈。双方的主要议题包括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康藏纠纷的解决方案以及九世班禅如何返藏等。由于双方存在较大分歧,加之英帝国主义极力从中阻挠,这些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噶厦政府为此连日召开民众大会,但“亲汉者多惧祸缄默,独立派则恃英鼓簧,形势似欠良好”[316]。西藏地方同意黄慕松入藏册封及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表明他们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国民政府对于西藏所拥有的主权。黄慕松也反复重申双方商洽的两点基础:“一、西藏当然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二、西藏服从中央。”[317]但在具体谈判中,西藏地方却顽固坚持中央与西藏关系为所谓“檀越”关系这一立场,致使谈判难以顺利进行。经过反复协商以及黄慕松及随行人员对西藏地方高层的拜会沟通,噶厦政府最终对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提出10条意见,同意“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须答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西藏之内外大小权力暨法规等,无违害政教者,可以依从中国政府之谕。”[318]但在其他一些原则性问题上所持立场仍与中央政府相去甚远。黄慕松及行政院认为:“中藏关系积重难返,交涉困难自在意中。”[319]报经国民政府批准之后,黄慕松于11月28日率第一批人员离开拉萨,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南京。临行前,噶厦政府为致祭专使行署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12月6日,第二批成员在高长柱率领下也离开了拉萨。经与噶厦政府协商,黄慕松留下了刘朴忱、蒋致余等工作人员作为中央代表常驻西藏,继续与噶厦政府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