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及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回顾

现有成果主要涉及三个领域：一是张伯苓研究，二是私立南开大学研究，三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需特别说明的是：（1）鉴于张伯苓在私立南开创办及后续办学中的重要作用，故将题名为“张伯苓”的研究成果单列回顾。尽管张伯苓在办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乃至主导性的作用，但不能将之等同于私立南开大学。严修等校董会成员、教职工及学生群体等亦是南开大学办学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2）囿于研究主题，有关张伯苓研究主要围绕高等教育展开，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研究回顾主要围绕私立大学与政府、社会的互动展开。

（一）张伯苓研究

客观来说，学界对张伯苓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由于历史原因，中间一度断裂、停滞。早在1940年初，南开校友会便召开常务委员会，提议收集张伯苓校长的教育言论并出版文集。1945年喻传鉴编著了纪念文集《张伯苓先生七旬寿辰纪念册》^[27]。1948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为庆祝张伯苓寿诞编著《别有中华》^[28]一书。该书收录了司徒雷登撰写的《序言》与胡适的《张伯苓：一代师表》，述及了张伯苓的办学境遇、办学历程以及所取得的办学成就。20世纪50—70年代，在中国大陆批判张伯苓之时，台湾地区先后编印了《八旬诞辰纪念册》《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29]以及《张伯苓先生传》^[30]等，为后人研究累积了珍贵的资料。自80年代开始，张伯苓的名誉获得恢复，自此南开大学组织力量，逐步收集、整理、出版一些校史资料^[31]，加之相关回忆录、纪念文集的出版^[32]，为张伯苓研究奠定了较为厚实的研究基础。在史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催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聚焦以下方面：

1.张伯苓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研究

尽管周恩来对张伯苓“照顾”有加，但是在80年代前后，学界很少公开正面、客观地评价张伯苓。1981年刊发的《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33]一文是为数不多正面评述张伯苓办学业绩、教育思想以及政治态度的学术论文。论文刊出之后，引发各方广泛关注。此后，张伯苓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的研究日益增多。综观现有成果，着墨最多、用力最深的当属梁吉生，其出版的两部专著是该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吉生多年来致力于张伯苓及私立南开大学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1994年出版的《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34]是首部系统论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著作。著名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给予了较高评价，指出过往研究往往关注上海和北京，且主要关注国立大学或教会大学，而对中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关注不够，认为该著的深入研究与客观论述使其成为对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历史感兴趣的人不可多得的入门书。^[35]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学界对于张伯苓的研究摆脱了单一的政治性评价，走向更为广阔的教育文化视野。

2003年梁吉生又一著作《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36]得以出版。该著聚焦于张伯苓创办高等教育的举措和办学实践。全书围绕学生培养、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理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展开，全方位论述了张伯苓的办学实践，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在论及学校管理方面，作者认为正是基于张伯苓对于南开大学的有效管理，才使得南开走出一条“小而优”“小而美”的有特色的管理之路，不仅为私立大学的治校管理树立了典范，也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增添了宝贵经验。当然，学界对于私立南开的学校管理并非都是正面评价。《1929年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流入国立清华大学的分析》^[37]一文直言不讳地指出南开大学内部治理的不足之处。文章认为1929年南开大学3位骨干教授流入国立清华大学，是清华校长罗家伦竭尽全力延揽人才的成果，更是南开大学经济硬实力不够强大与内部管理制度等软实力不够成熟的结果，校长行政班子权力膨胀、专擅成了1929年教授离职的导火索。本书在分析教授离职风波时，受惠于该文。

除梁吉生的两部专著之外，还有一些代表性成果，从不同层面推进该领域研究。^[38]这些成果丰富了张伯苓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研究，但亦有值得深化的地方。任何教育思想的产生都与其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仅用“教育”的视角考察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似乎是不够的，需要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视角加以进一步的解读或阐发。

2.张伯苓与外界互动研究

其一，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为获取办学资源，张伯苓曾一度与蒋介石“走得近”，以不同的方式参政议政。由于历史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鲜有学者提及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39]一文是该领域的代表作。文章指出，20世纪30年代初因教育理念相近，蒋介石与张伯苓由初识到相知，二人政治与教育的相互需求以及私人友情的增长，对于此后南开大学的发展关系重大。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毁于炮火，蒋介石承诺“有中国即有南开”。随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之下，南开大学与清华、北大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并在战后获得国立地位，并由此摆脱了办学经费困境。作为回报，视南开为生命的张伯苓积极投身政治以支持国民党政权，为南开发展置个人荣辱于不顾。虽然该文仅述及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无疑张、蒋二人关系是理解南开大学办学以及张伯苓角色困顿与抉择的重要视角。

其二，张伯苓与同时代教育家之间的比较、互动研究。这类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于“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三常委”办学理念差异与契合》^[40]《冲突与缓和：西南联大内部矛盾论析——兼论“联大精神”之实质》^[41]《梅贻琦的沉稳与张伯苓的执著》^[42]《陶行知与张伯苓的学术政见异同》^[43]等成果从不同人物视角对比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式以及政治态度。《蔡元培、张伯苓学生管理思想共性研究》^[44]一文呈现了蔡元培与张伯苓学生管理思想中的共性方面，缓和了蔡、张二人关系“冲突”的一面。除“比较”之外，尚有一些学人互动散见于诸类文集，有待从不同的视角加以深入分析。

其三，张伯苓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的互动。张伯苓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也曾一度被南开校史所极力回避。随着时代进步，相关成果得以面世。论文《张伯苓与基督教青年会》^[45]概要述及张伯苓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将西方体育项目引入天津，对天津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宗教爱国”的提倡者——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简论》^[46]一文着重阐释张伯苓的“宗教爱国观”。基督教徒的身份对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获取办学资源有着重要影响，本书亦有所论及。

（二）私立南开大学研究

除却史料收集、整理等奠基性的成果之外^[47]，现有成果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南开大学的创建与办学特色研究。该领域成果首推《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48]，该著由校方组织力量撰写，较为详实地论述了南开大学的创建及其办学历程、办学特色，是该领域的力作，也是后续南开校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但囿于时代背景，该著对于张伯苓的政治参与，以及与蒋介石、基督教青年会等之间的互动所论甚少。众所周知，南开大学的创建并非张伯苓一人之功，严修在办学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严修即没有南开大学的创建。《严修、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建》^[49]与《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50]等成果在此方面有所揭示。关于南开大学的办学特色，其他成果从不同的角度亦有论述^[51]，进一步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

二是南开大学本土化（或土货化）研究。所谓本土化（或土货化）研究，也即“中国化”研究。《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52]一书将南开学校作为整体考察对象，认为张伯苓坚持“土货化”办学方针，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开辟了20世纪中国的“新私学传统”。在作者看来，张伯苓开创的新私学乃学校之私学，而非政党之私学。该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回望过去，将南开学校与传统私学建立关联，保持对话。在此方面进行探索的还有《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土货化”》^[53]一文，该文立足国情，分析了私立南开何以走上“土货化”之路，并形成鲜明的学科特色。

除了办学思想、办学理念的中国化，亦有学术研究的中国化。著作《南开经济研究所“经济学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54]深入剖析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如何使其学术研究中国化，使之更具实用性、应用性。该著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复杂动荡格局和恶劣严峻的社会环境中，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南开经济研究所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以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从而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建言献策亦能触动朝野。虽然“学术中国化”不是本书重点，但南开经济研究所与社会各界的互动可看作是南开大学与外界互动的缩影，有利于理解南开大学的生存策略。

三是南开大学学人群体研究。南开大学因倡导实学，注重实用技能培养，一直给外界留有学术性不足的印象。《论“边疆人文”与私立南开的学术传统》^[55]一文，试图将南开大学学术传统中隐而不彰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气质张扬出来，以此重塑南开大学的学术形象。《薪火相传：南开的学人与学术研究》^[56]一书则尝试从学术与学人角度重新发掘私立南开的大学理念、办学机制、学术传统，从中解读办学特色何以形成的深层原因。《〈大公报·经济周刊〉南开学者经济学文选》^[57]一书编选了何廉、方显廷、李锐、袁贤能等南开经济学人在《大公报·经济周刊》刊发的研究性论文、调查报告等文章。该书不仅是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学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探讨南开学人学术活动、学术思想的重要史料。学人群体研究是私立南开研究的新方向，也是解读南开大学办学的新视角。

（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

学界在大学史研究中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58]，但相比而言，对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关注远远不够。自宋秋蓉的研究之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渐受学界关注。为聚焦主题，将现有成果大体分为两类：

一是私立大学与政府（政界）关系及其互动研究。私立大学虽名为“私立”，但与政府（政治）关系密切。该领域成果主要涉及：其一，私立大学校长与政界的互动研究。因办学的特殊性，私立大学校长多与政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也为此招致时人诟病。比较而言，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除却上文提及的《蒋介石与张伯苓及私立南开》一文之外，《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以张寿镛执掌光华大学为中心》^[59]则以张寿镛为个案，探讨私立大学校长与政界之间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光华大学虽属个案，但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60]一书，在相关章节中述及了王伯群为办学与政界人物的交往与互动。于王伯群而言，教育仅是其诸多“事功”中的一项，而对于张伯苓来说，教育是其一生的事业。虽同为私立大学校长，但二者人生经历迥异，与政界互动的方式及成效也有所不同。

其二，一些代表性的个案研究则涉及政府与学府、教育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论文《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61]分析了大夏大学如何在国立问题上与教育部展开博弈，并最终使得教育部得以让步，继续维持私立属性，并获得高额的政府补助。大夏大学与南开大学同属私立，但“待遇”有别、命运殊途，这也反映了府学关系的个体差异。《战时私立大学与国民政府教育部》^[62]一文主要以光华、复旦、大夏为例，从经费问题和党化教育两个方面，探讨抗战时期私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纠缠复杂的政学互动。该文聚焦“战时”这一阶段，对抗战之前的政学互动未曾涉及。《从私立到党化：1930年前后中国公学的易长与改组》^[63]一文探讨的虽然是“易长”与“改组”，但其背后亦反映了特殊时期政府/政治与私立学校的复杂关系。论文《党国边缘的私立大学——黄尊三与北平民国大学（1928—1930）》^[64]呈现了国民政府特定时期民国大学为谋求办学资源与军政人物的互动。《学人社团、校董会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治理机制——以上海大同大学为中心（1912—1949）》^[65]一文探讨了大同大学如何在应付国家权力的同时能够设计出一套适应机制，来确保维持本校权力结构、制度和经费筹集方式的独特性和适用性。民国大学、大同大学与政府的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生存之道”。

二是私立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及其互动研究。私立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密切。一方面私立大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也需要私立大学的人才供给。该领域研究主要涉及市民社会、社会转型、社会服务等议题。

《私立大学与近代中国萌芽中的市民社会》^[66]一文认为在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萌芽中的市民社会已经出现。私立大学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具有同一性，并与其形成良性互动。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长期的君主专制政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使得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极为不成熟并由此决定了私立大学的局限性。对此，张伯苓深有体会，南开校训中的“允公允能”即有矫正民族五病（愚、弱、贫、散、私）之意。

关于私立大学与社会环境、社会转型的关系，叶文心在《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67]中论述了社会环境的变革对于上海等地区私立大学办学的影响。其在《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68]中亦提及“中国官绅所办的私立大学”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但叶氏对上海“情有独钟”，只述及中国公学与复旦大学，不曾提及北方的私立大学。尽管如此，该著的论述视角颇有启发意义。《私立大学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69]一文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发展为私立大学的发展壮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也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体表现在：私立大学动摇了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传统、壮大了市民社会的力量以及增强了相当独立的私人力量，彰显了私立及团体的个性。就历史贡献来说，私立大学在推动中国由“有政府、无社会”的传统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社会的过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之路具有重要意义。私立大学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常被过往学者忽略，该文扩展和丰富了私立大学研究领域。

在社会服务方面，《厦门大学与闽南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私立时期（1921—1937）为中心》^[70]一文述及私立厦门大学与区域社会教育、区域文化发展以及区域社会风俗变迁的关系。该研究虽属个案，但对于了解抗战之前私立大学与社会关系不无裨益。

除了以上成果，相关著作对本研究亦具启发意义。许美德（Ruth Hayhoe）在其专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71]中对民国时期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和论述，其认为中国大学在引进西方模式的同时，也在引进大学关于学术自主以及学术自由的观念，而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则采取措施使得学术自主及学术自由能为政府、为国家建设所用。当然，这两者之间势必产生冲突。代表大学一方利益的知识分子、学者则必然向政府谋求教育的独立，这也是《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72]一书所要着力梳理、厘清的问题。作者致力于对民国教育独立思潮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力争反映该思潮在其发展的完整时间段里所囊括的主要理论诉求，以及这种诉求产生的历史背景。显然，这一教育独立思潮，对于张伯苓是深具影响的。这也是张伯苓希望创办“真正民立的大学”的原因所在，也是复校阶段张伯苓不愿将私立南开国立化的原因所在。

综上，现有成果对张伯苓、南开大学以及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均有所探讨，但依然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和空间。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南开大学（或张伯苓）与政府（政界）互动研究有待拓展。从现有研究来看，涉及学府、官府互动关系的成果不多。《蒋介石与张伯苓及私立南开大学》一文虽涉及南开大学与政府（政界）的互动，但研究时间跨度未涵括南开大学发展历程。不同政府时期，围绕资源获取与办学自主权，南开大学的办学策略有所调整，而这些鲜有人关注。

二是南开大学（或张伯苓）与社会各界（工商、基督教、军阀、媒介等）互动有待进一步研究。就与工商界之间的互动而言，南开大学为私立学校，办学经费有赖于募捐，学生培养有赖于工商界的“消化”“吸收”，因此二者之间保持着密切互动，然而现有成果中尚不多见这方面的内容；就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的互动而言，亦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事实上基督教对南开大学以及张伯苓本人的帮助、影响是巨大的。张伯苓在海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以及南开大学能够获得海外基金会的资助离不开基督教的帮助。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拓展。此外，南开大学与军阀、媒介之间的互动，以往成果中也较少提及，尤其私立南开通过媒介的力量争取办学资源及办学自主权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

三是私立大学外部互动研究仍需深入探讨。虽然学界对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外部互动研究有所关注，但依然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如在私立大学与政府互动研究方面，可以更长时间跨度、更为细致探讨私立大学如何围绕资源获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再如在私立大学与社会互动研究方面，可以深入探讨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对于私立大学争取办学自主权的作用与意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