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是君子修身之本立身以德却非助纣为虐

2023-08-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古人认为，君子修身应当以德主才，德行是立身之本，而认为无德之才是助纣为虐。以“义”推之于外在的人、事、物，才是君子评价德行之道。受官员指使，而听从调遣，称颂该官员虚假的德行政绩之人，也没有做到以“义”的准则客观评价他人。若该官员未得到民众自发的称颂，而暗中派人称颂德行、宣扬政绩以达到获立德政碑机会者，也是违背“义”的准则。

古人认为，君子修身应当以德主才，德行是立身之本，而认为无德之才是助纣为虐。《荀子·修身》：“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是以，应当修身以德，并且要时时自省，“君子检身，常若有过”。“不应为”律的之“理”，也将这一则准则纳入了行为判断的标准。以《唐律疏议》“长吏辄立碑”条为例：

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虽有政绩，而自遣这，亦同。

疏议曰：“在官长吏”，谓内外百司长官以下，临统所部者。未能导德齐礼，移风易俗，实无政迹，妄述己功，崇饰虚辞，讽谕所部，辄立碑颂者，徒一年。所部为其立碑颂者，为从坐。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若虚状上表者，从“上书诈不实”，徒二年。“有赃重者，坐赃论”，谓计赃重于本罪者，从赃而断。“受遣者，各减一等”，各，谓立碑者徒一年上减，申请于上者杖一百上减。若官人不遣立碑，百姓自立及妄申请者，从“不应为重”，科杖八十，其碑除毁。^[37]

历代都有为清正廉洁、政绩显著能造福一方的官吏树碑称颂的做法，立碑撰文、树碑颂德，这一类石碑被称为政德碑、颂德碑、遗爱碑。唐代为官员立碑称颂的记载并不罕见。不过，虽然为官员立碑比建生祠要容易许多，但是官府对此也是有严格要求的。“在官有异政，考秩已终，吏人立碑颂德者，皆须审详事实，州司以状闻奏，恩敕听许，然后得建之，故谓之颂德碑，亦曰遗爱碑。”^[38]为官员立颂德碑，需要满足这几个条件：一是在任时有卓著的政绩，即政绩可称；二是需待该官员去任之后才可以立碑。三是为官员立碑需要申请。唐代有请立德政碑的记载：“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考功奏，所在长史，请立德政碑，并须去任后申请，仍须有灼然事迹，乃许奏成。若无故在任申请者，刺史县令，委本道观察使勘问。”^[39]

“在官长吏”指的是官职较高的官员，“内外百司长官以下，临统所部者”^[40]。这些在任的且官职较高的官员，不能导德齐礼，也没有施政的成就，却令人为自己树碑称颂的，科以一年徒刑；如果暗中派人称颂自己的德行、宣扬自己的政绩，随后借此称颂向上级申请立德政碑的，科以杖刑一百；如果将捏造的政绩、妄称的德行向皇帝尚书者，按照“上书诈不实”条科罪，处以徒二年；如果在“辄立碑”过程中，官员了收受数额较大的财物，则按照坐赃一罪论处；受官员指使听从调遣而妄自称颂虚假的德行政绩者，依照前款各自减等处罚；如果该官员确实有政绩，而暗中派人称颂德行、宣扬政绩以达到获立德政碑机会者，处罚相同。在将“长吏辄立碑”中可能出现的不同犯罪主体进行了轻重不同的规定之后，还考虑到，存在该官员没有暗中遣人称颂德行及政绩，而是民众谄谀，为其立了德政碑，以及有自发为其妄作申请者的情形，这种罪责较为轻微的行为，依照“不应为”重律科罪，杖责八十，并要把所树立的德政碑销毁除去。

德政碑实质上是对于该官员德行的评价。而儒家认为，评价一个人的德行，无论是评价他人还是评价自己，都要出自于“义”的本心。《荀子》曰：“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41]荀子认为无论是崇尚、宣扬他人的德善，还是处于正义直言他人之过错，都要实事求是，不可阿谀谄媚、故意诋毁。而评价自己的德行之时，应当基于客观事实，参照圣贤天地之标准，公正地予以评价，不可夸大。顺应时事可作屈伸，但绝非出自于恐惧怯懦。刚强勇毅，正直不屈，也绝非出自于骄傲和横暴。这是以“义”应对时变，知道能屈能伸的缘由。以“义”推之于外在的人、事、物，才是君子评价德行之道。因此，在任的且官职较高的官员，若是没有导德齐礼，缺乏施政的成绩，从德行上来看并不符合树碑称颂的标准。但却私下令人为自己树碑称颂的，显然是违背了理义的标准。如果暗中派人称颂自己的德行、宣扬自己的政绩，随后借此称颂向上级申请立德政碑的，或者如果将捏造的政绩、妄称的德行向皇帝尚书者，实际上并未以“义”来审查自己的德行，并且，贪图虚名而弄虚作假，大悖“义”的要求。受官员指使，而听从调遣，称颂该官员虚假的德行政绩之人，也没有做到以“义”的准则客观评价他人。听从官员指使伪造虚假的舆论，自然也要受到处罚。

如果该官员确实有施政成就，民众自然会予以称颂，上司也会依“义”评价。若该官员未得到民众自发的称颂，而暗中派人称颂德行、宣扬政绩以达到获立德政碑机会者，也是违背“义”的准则。“谦真是吉，然谦不中礼，所损益多。在上者为非礼之谦，则乱名分，紊纪纲，久之法令不行；在下者为非礼之谦，则取贱辱，丧气节，久之廉耻扫地。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42]儒家认为君子应当谦逊有度，恪行谦逊之德，并且这种谦逊之德应当符合礼法制度，否则会损害秩序名分和人伦纲常。君子立身处世，切记不可盛气凌人，也不可洋洋自得、恃才傲物。因此，暗中派人称颂其德行、宣扬其政绩的在位长吏，也不是真正的贤德，不配得到德政碑的褒奖。在将“长吏辄立碑”中可能出现的不同犯罪主体进行了轻重不同的规定之后，律疏还考虑到，现实中可能存在该官员没有暗中遣人称颂德行及政绩，而是民众出于谄谀上官而为其立了德政碑，或者有自发为其妄作申请者的情形。所谓“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43]，因此，这样的谄谀之举不可姑纵，民众谄谀妄作宣扬称颂，以及向上申请的行为不可鼓励，因此将之科以“不应为”律，以作处罚。

《礼记》有云：“义者，天下之制也。”^[44]《新书》中说：“天理则同，人事无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理义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尺度。对自己审视，不同的人之间，一个国家由上至下，都以理义为准则构建出价值评判体系。因此，“不应为”律的“理不可为”一点，自然包含了理义的标准“义，宜也；制，谓裁断。既使物各得其宜，是能裁断于事也。”^[45]理义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价值尺度，传统社会中的个体所必须遵循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则，它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意识，具有超越个体、超越族群的可通行于全国的共识性标准。在对人之行为、天下事物的是非曲直进行评价时，义是最具普适性的评价标准。

德行是君子修身之本立身以德却非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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