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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魔幻电影:巫术思维的历史遗产

【摘要】:在中国,巫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巫术思维固然有其局限性,但终究是先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是人类想象力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无论是占卜、星象、通灵、草药等魔法门类,还是咒语、魔杖、符号、祭祀等魔法手段,都可在古代巫术中找到源头。

如上文所述,原始社会的人类尚处于蒙昧之中,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人们渐渐相信世间万事万物,如风雨雷电、水旱丰荒、生老病死等,都受到一种神秘力量的支配,而唯有通过某种仪式,才能获取、操纵这种力量,并驱使其为己所用,这种仪式就是巫术。

从恐惧自然、思考自然到控制自然满足自己的愿望,巫术的产生是人类自我意识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一种运用虚拟的精神力量解决现实问题的尝试。在某种意义上,巫术体现了人类日渐成长的自信。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超自然的力量,如果确实超越于人的力量的话,也超越得不多,因为人可以恐吓和迫使超自然力量按人的意愿行事。在人类思想发展的这一阶段,世界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平等的社会,所有的人,无论自然的或超自然的,都被认为是处于相当平等的地位。”[8]这说明在当时的环境下,巫术的出现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在发展初期,巫术一度具有“全民性”,出现了“人人可以祭神,家家都有巫史”的局面。此后,随着巫术活动的日益频繁、多样,专门的巫术执行者——巫师出现了。他们一方面从事各种超自然活动,担任接神降神的祭司、卜算吉凶的预言者和驱邪祈福的法师;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当时社会的调节者、与自然交流的智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当时的科学家,具有一定的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原始自然科学的进步。

在中国,巫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夏朝巫术萌芽,《尚书》中记载“有夏服天命”,说明此时的巫术还带有一定的原始思维特征;商朝巫风炽盛,《礼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反映了巫术仪式感的增强;周朝统治者既顺应天命,也注重民意,《左传》称其“忠于民而信于神”,用人伦道德充实了巫教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典籍记录了巫术事件的发生,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旱魃被咒语驱逐,《六韬》中记载姜太公画丁侯的图像而射之使其生病,以及《左传》《国语》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占梦卜卦的故事等。在我国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也保留了许多巫术的痕迹,如黄帝蚩尤的故事中,“蚩尤作大雾,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以牛皮为鼓,吹角为龙吟等,虽写神通,实状巫术”[9]

春秋战国时期起,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发展,巫术中的一部分遭到正统排斥,渐渐下沉到民间,融入日常的习俗和迷信之中,另一部分则渐渐演化成一些新的神秘主义思想,如阴阳说、五行学和神仙方术,三者经过发展结合,终于酝酿出了中国独有的宗教体系——道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表面上看,巫术已然被逼入历史的边缘,但在实际上,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渗透力从未断绝。有学者指出:“当我们留意古今观念的关联时,便容易发现很多尚未完全断裂的原始巫觋文化观念,一脉相承地影响中华传统的形成。上古巫觋信仰并未消失,而是经过数次的理性化、道教化、佛教化等接连不断的介入与混杂,演变成为中华文明的传统。”[10]

对于巫术思想的价值与意义,许多学者持消极态度。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表示,“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它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11]。我国著名神话学者袁珂也认为,巫术“乃是彻底唯心主义的,它的产生和流行,足以说明那个时代人们的愚妄。巫术发展下去,只能成为纯粹的欺骗人的幌子”[12]。不过,以现代的眼光看,这样全盘否定的看法也略显片面。巫术思维固然有其局限性,但终究是先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是人类想象力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作为一种带有超自然取向的掌控力量的方式,巫术可以说是后世魔幻文化的渊薮之一。正如人类学家的一句名言所说,“巫之歌乃诗之源”。一方面,魔幻文学电影中所描绘的魔法异能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此。无论是占卜、星象、通灵、草药等魔法门类,还是咒语、魔杖、符号、祭祀等魔法手段,都可在古代巫术中找到源头。巫师形象更是几经颠覆,成为魔幻作品中拥有神秘力量的勇士和智者。另一方面,原始巫术中蕴含着一种灵性的、亲近自然的生态思想,“在巫术的信奉者心目中,自然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具有精神和神性的所在”[13],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现代文化的“去人类中心化”思潮。借助巫术的力量,魔幻文学、电影得以回归“天与人不相胜也”的和谐、灵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