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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革命农民动员实践:深度解析及最新研究

【摘要】:但如果要真切地理解中共乡村动员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上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虽然张著一直强调要从底层民众的视角理解中共农民革命的特殊性,但如果完全抛开“先进势力”的思想观念之变化的研究,反而会使深入理解中共乡村动员模式及其意义大打折扣。因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所展现的成果而言,精确而全面的研究中共革命史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努力的方向。

再说到革命动员的问题,已有研究至少揭示出中共对乡村革命的动员实际上主要包含了通过身体的、知识的、经济的三个层面的动员机制。张著认为无论是哪种动员方式,其实质性问题在于对“农民性”的理解,这也是张著重要的写作意义。但“农民性”的理解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反复实践的,实践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需要关注,失败也需要关注。张著中重点分析了“动员、任务和政令”三种动员方式,但这些动员方式是不是在这“落后”势力中自始至终都如此奏效?如果不奏效,中共又进行了何种调整?这些问题在研究中并未反映出来。可能张著只探讨了奏效的模式,在其思想意识或者写作定位上仅仅立足于成功的模式。但如果要真切地理解中共乡村动员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上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比如张著认为“农民仪式借用苏维埃的符号而让革命‘在场’,苏维埃政权有时也通过民众的代表或其符号的表达而让‘农民’在场”,这种互动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也需要知道,外来的苏维埃运动与传统的乡民社会是否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契合,中共革命中的先进势力是否一开始就知道农民性格及其行动模式,一开始就知道应该如何采取动员模式?显然并非是如此的先知先觉。[4]因此,张著的写作指向显示着他对中共乡村革命动员与农民性格的研究有所偏好,而正是这种偏好影响了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

虽然张著一直强调要从底层民众的视角理解中共农民革命的特殊性,但如果完全抛开“先进势力”的思想观念之变化的研究,反而会使深入理解中共乡村动员模式及其意义大打折扣。当然,张著的论断选择取向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共革命提供了一幅新鲜的画面。“落后势力”并非落后,他们也规训着中共革命的样式乃至此后的国家建构模式,只不过张著对“先进势力”的有意避开,影响了张著论述的全面性,因为“先进势力”毕竟也有“先进之处”,包括富农和地主,乃至工人阶级。虽然张著在第二章中有所提及,但后文的论述并没有如此的分析自觉。这是张著所需要强化和补足的。

然而,力求精确地刻画乡村革命中的农民性格往往囿于资料所限和知识能力而成为不可能,全面地理解中共动员模式的形成也往往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所限成为难啃的骨头,对此问题的研究很难由一个人在一本书中完成。因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所展现的成果而言,精确而全面的研究中共革命史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努力的方向。普遍的观点认为,对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应当结合中国近代乡村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来进行,[5]在当前关于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等已有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对这一研究号召的响应。[6]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也影响了张著甚至更多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者。但基于“不片面就不深刻”的学术研究心态和学术创作的标新立异之需,对张著的苛责也应该适当,他的研究毕竟为我们多面向地理解中共乡村革命提供了又一新颖的视角。这种研究主体的底层转向视角虽非新颖,但是多元化理解中共革命的必需所在,也是中共革命史和中国乡村史互动研究的精妙之处。而将这一互动研究置放在社会经济文化史的研究框架下更是多元化理解中共革命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