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飞絮：昭通作家群研究文集分析

罗　文

昭通文学作家群作为云南乃至全国范围内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团体，但由于受交通、经济等条件的制约，发展的状况有许多令人担忧的地方，但却也不乏优秀的作家诞生。彝族作家吕翼不仅是昭通作家群中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也是云南颇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之一。吕翼是近年来云南文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位善于描写“三农”题材，创作势态被人看好的青年作家。在他的“三农”题材作品中，更多的是关注农村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面貌，他善于描写底层人民的内心世界，通过对人物内心活动细致入微的刻画，使得“乡土”的真实性保证了他的自然，古朴以及心灵的和谐。他的作品中，对母土的忆恋情结最浓的当属散文集《雨滴乌蒙》，全集共分为四辑：《家住高原》《随风的歌谣》《水边的人们》《风雨落花梦》。

第一辑《家住高原》作者立足于昭通农村这个特殊的地域环境，给读者和我们呈现出的是一幅多姿多彩且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画卷。第二辑《随风的歌谣》和第三辑《水边的人们》则是对本地的乡土人情，民风民俗的描写，从中体现出了作者对家乡那人、那事、那物的浓烈之情，充满了亲切之感。第四辑《风雨落花梦》则是作者精华和内涵的所在。如《今宵苦短》中写道：“如果可以那样，我就会一点也不认识你，一点儿也不欠你任何感情债，我们在大街上撞车，我会礼貌地说对不起，你会红着脸说没关系；在二月桃花盛开的乡村，我会向你问路或讨瓢水喝，但我决不会吟些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满腹惆怅。”可以看出作者内心中略带有一丝无奈之感。虽对现实有些许的不满，但不能直接表达出来，让人产生了无尽的遐想，作品中乡土意识是贯穿全集的一个不明主线，但从乡土意识的背后，我们又不难看出作者对当今社会某些方面的抨击和批判，抨击和批判的力度不够，必然制约了他的作品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彝族作家吕翼之所以满怀深情地将他的笔触延伸到民间生活的最深处，描绘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充满着人伦欢乐的民俗生活，是因为无根的城市生活使宁静而自足的乡村生活显得格外珍贵。也许只有质朴单纯的乡村生活才蕴藏着生活真正的诗意和乐趣，才会让人有真正生命的体验。作家正是试图借此激活现代人那颗日渐疲惫和麻木的心灵，实现精神和心灵的返乡。

在散文集《雨滴乌蒙》中，文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西南的昭通农村，独特的民俗、地域风貌，加之作家是彝族少数民族作家，自幼便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的生存状况有浓厚的真情实感，家乡的自然风物以及民俗已深深的扎根在他的肢体、血液中，在他身上及文学创作中蕴含着浓厚的西南地域文化因子和深挚的乡土自然情结、语言情结和苦难意识情结。吕翼的创作和风格都以浓郁的地域乡土文化气息形成他独特的标志。

一、乡土意识的新内涵

乡土意识主要由精神家园意识，故乡情结，民族意识，批判意识等主要内涵。^[1]也有个别研究者把“乡土意识”单纯看作是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提出应批判并超越这种文化心理结构，重新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民族文化心理。

在吕翼笔下的乡土意识是作家创作时用地域环境风物来叙事、描写、抒情和塑造人物的一种浅显共融的意识。可是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出生地。故乡的地域环境和习俗融入了作家的血液，对作家产生影响。有趣的是，乡土意识却是只有作家远离故乡时才能产生，就像是故乡的山水风物为他孕育了一粒精神的种子，这颗种子只有在另一块土地上才会萌芽、开花、结果。作家和精神孕育地的关联是永远也割不断的，正如孩子与母亲。因此，作家的故乡往往就是他们精神成长的摇篮。

大自然是具有永恒魅力的，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和人们缔结出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的直接生活资料取之不尽的源泉，也是认知生命活动的广阔无垠的场所。吕翼他热爱自然，热爱充满神奇和迷幻色彩的昭通农村独特的山水，那里的山石明月，草木溪流都能牵动他无尽的情思。特别是他感情的驿站，心灵的归宿地——杨树村，这块养育过他，被他选定要在这上面深深根植的基地，留下了作者无限地遐想和深深的依恋之情，杨树村的一草一木都倾注了作者寄托的情思，他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他将杨树村当成自己的栖息地和心灵的港湾。通过对故乡田园牧歌式的书写，展示出了不同于都市文明的另一种鲜活生命景象。在作品《往事》中，“一本发黄的书安详地躺在树荫下，被爽爽的风姿翻动。风是秋风，风给它送来三两片还绿着叶脉的黄叶。看书人没在，看书人已不知去向。他是否知道过去的时光已然很多，多得可以包容春秋花叶，还有一些淡淡的往事。”作者怀着对乡村精神文化救赎的冲动，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乡土世界，对自然美作浪漫抒情式的抒写，表现乡村的美丽与和谐。但是，在他的作品中的乡土书写，大自然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风景，而是人化了的自然，具有人的品质、意志精神和灵魂，即作者的全新乡土意识观念。

二、吕翼乡土意识的归纳和概括

（一）自然乡土情结

吕翼的散文集《雨滴乌蒙》中的地域景观保留着山野的古老、原始、厚重、神秘，民俗风情反映着昭通山乡人们固有的道德伦理与质朴的生存方式。在一幅幅昭通乡村的山水的画卷中，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奔涌于吕翼心底，流溢于他笔端的那份强烈的恋土恋乡之情，甚至在他的都市文学作品中，从描绘的都市景观到所表现的都市人物的选择都有着摆脱不掉的乡土气息。昭通农村，是吕翼创作上“心灵的根据地”，也标志着在乡土情感上，作家已找到的精神家园。

但是，文学创作活动并不是作家对感性生活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生活敏锐性、创造性的审美把握。创造的实质是创新和作为，文学作品没有创新和突破，那么作品将是没有营养的，没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不作为，也就不会让你的作品鹤立鸡群，更不会在文学大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正如“以其在华丽的城市徘徊数年，不如在幽暗的峡谷里攀岩一夜，与其在春、秋的树荫下潮湿生菌，不如在寒冬的冰雪里挺直枝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体性”概念，讲的是文学作品的题材风格与作家的才情之间的关系。^[2]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体裁和风格，不同的作家才能有高低优劣不同、个性特点的不同。但是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必须要有全方位的创新，也不是一味地要追求创新，如不注重立足于现实，尊重现实，那么文学作品就将会是缺乏文化底蕴和风骨的。故而作家出于感情的需要，价值的所需所形成的审美的心理模式。因此作品无不打上作家独特的审美认知的印痕。

吕翼的《雨滴乌蒙》立足于昭通农村这个特有的地理环境，把这里的山山水水、民俗风情、农村生活百态作为写作的素材。把“雨”“乌蒙”这两个典型意象跃然纸上，并赋予了不同的阐释和内涵。并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修缮这些乡村自然景观。从而把他们作为托物言志和借景抒情的嫁衣。虽体裁和内容都略显陈旧，但是在形式和所抒发的感情上却做到了不落窠臼，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局部的创新。所以从文学的艺术内涵和风格讲，吕翼的散文集《雨滴乌蒙》可归于乡土文学题材。昭通农村人民的家园生活是吕翼所擅长表述和反映的题材。

一个作家的“体”的形成，与作家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的“性”不无关系。文学是“体”和“性”的完美结合，^[3]吕翼出生在农村，做过乡村教师、文员和彝族自治乡镇长助理，且都是在乡土气息极浓的乡土小镇，这对吕翼的写作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生长在那里并长在那里的吕翼，很自然对他家乡那片土地有着刻骨铭心的挚爱之情，这种爱造就了他通过文学的手段进行赞美和歌唱的永恒主题，乡土生活，也成了吕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主题和写作源泉。在《雨滴乌蒙》中《父亲的园子》：“这时总找不见蓝天，找不见远处的逶迤青山，只听得见漫天的嘤嗡，嗅得见不绝如缕的清香魂儿在徐徐遨游，看得见心底子里那浅浅的爱和幸福和宁静。十天半月，花瓣儿便颤颤的，在春的旋律中舞步。极致，便有沸沸扬扬的雪花儿于天地之间漫卷心旌，摇人心魄。很深的夜，独自在楼上写读，便有三五的花瓣徐徐降临于书本之上，便有馥郁的花香饮醉于我。”这样的文字是极易捕捉到的，这样的乡土情怀是容易揣测的，这也是作者自我陶醉的表现。可见，作为生存的固有家园，乡土的自然情怀和人类文化是乡土作家在文本着力表现的最主要内容，因为这是他们的“根”之所在，故而乡土自然情结是吕翼散文集《雨滴乌蒙》的一大亮点。

（二）语言情结

吕翼以其文本创作与农民进行对话、交流。因此他摒弃了欧化的语言言说方式，而采用经过加工提炼的地道的云南方言俗语。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文化的载体，它自身就标示着特定地区的人文景观。它流散于民间，更具有民间鲜活的生命气息。云南地区的方言俗语无疑烙上了鲜明的此地民间人文印痕。吕翼的乡土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独特的昭通地区乡村言说方式。吕翼文本创作中的语言平实、质朴、晓畅、凝练，遣词造句不加修饰，昭通地区的乡土语言信手拈来，经过简单的艺术加工，而更显生动、形象、幽默。这种语言形式使其文本创作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具艺术魅力。不同的人物形象操着同一言说方式，而语言的不同又恰如其分地彰显出了农民程度不等的思想觉悟水平。可以说其文本创作所运用的本色的云南昭通地区方言俗语将彼时彼地农民可喜、可笑、可悲、可叹的情态，巨细无遗地展示了出来。

吕翼还是一个语言感觉特别好的作家，在该部作品中穿插进了很大一部分昭通地方方言，读起来让人感到有些“俗”的感觉，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又不缺乏“雅”的美感。“俗”与“雅”的融合与文学批评中的最高标准“真”“善”“美”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的艺术追求的是神似，是心灵世界，主观感受的真；主要强调的意境美，有韵味，言语尽而意无穷。”^[4]吕翼的语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这种语言有别于其他地域的语言，他有其特定的地方文化底蕴和内涵，只有真正走进作者的心扉才能体悟出美感和意蕴，在整个昭通文学作家群中都有着运用独特地方方言的共性和个性，诸如：曾令云、夏天敏等优秀作家，他们都把昭通方言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穿插进了许多地方色彩浓厚的方言，甚至是脏话，正是由于保证了文本的真实性，使得他们作品更加贴近了农村，贴近了生活，读来更让人产生亲切感。故而，在无形中便给那些特定的阅读对象和阅读群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阅读平台。

我们就来看一下作品《中考纪事》一文中的语言描写，“魏老师教书不行，教我们的数学，连正弦定理都不会证明，但种庄稼可以，对学校那一坑不需要钱的大粪尤其钟情。王昌一个子大，魏老师常常叫他替他担大粪，从学校里走五里路担回家，一次给一个干壳饼。王昌一家里非常穷，父亲常年躺在床上害痨病，下不了地。他母亲下地不行，但生儿还可以，除了老大王昌一外，还有四个儿子三个姑娘，耗子样的一大窝，晚上清点人数就数地铺上的人脑壳。村上管计划生育的同志来动员他妈做绝育手术，他妈说：“八个儿刚好一桌人，我还想生一个来添饭。气得毛胡子村长日娘捣爷地骂了半天，将王昌一的妈硬拖去结扎了。”吕翼的散文集《雨滴乌蒙》中把丰富而华丽的语言抹去，留下了很多娓娓动听的地方方言；把作家内心深处的家园意识根植于作品中，忠实于自己，把作为个体的自己根植于现实之中。故而作家心中对母土的忆恋情结，通过语言的叙述和描绘凸显出来，可见平实而娴熟的地方方言的运用成为了《雨滴乌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苦难意识情结

苦难意识情结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人生在世难免多曲折，不太可能一帆风顺的，苦难必然伴随着成功与欢笑，面对苦难如何抉择就成为了迈向成功的试金石，微笑面对苦难，是对自己的超越，自暴自弃面对苦难是对自己的埋葬，文学创作更是如此，若想取得成功就必然要学会忍耐和等待，等待不是一种退却，而是一种智慧和坚韧，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因为机遇留给准备充分的人。吕翼的创作则是选择了坚持——微笑面对苦难。云南作家范增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评价吕翼：“我没有和吕翼见过面，但从他的简历中，可以想象他大约属于那种从大山里闯荡出来的性格坚强而坚韧的年轻人，可是看到他的照片后，才发现他比我想象中的要沧桑。他和大都市里的同龄人不同的是，他知道苦难的滋味，因而他坚强；明白人生的不易，因而它坚韧。像吕翼这样在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中国文坛上已经有很多作家红得发紫了，可是他们有多少如吕翼这般把苦难酿成一杯文学的美酒呢？吕翼正是在以一种大悲之心书写一种大苦；同时也耳濡目染，承受和咀嚼过大苦的人，才会有大悲。那些在酒吧和歌舞茶楼里呻吟的痛苦，却根本谈不上宗教意义上的大悲，也不能引起我们丝毫的怜悯。可吕翼描写的苦难，则让我们升华了自己的悲悯。”^[5]

这段文字着重强调了作家吕翼内心深处的苦难情结，他的成功，贵在坚持，是他在艰难的环境中造就了一种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勇于进取、锲而不舍的精神品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良好心态，造就了他文学作品的多产和成功。作者内心的宁静与自然，是通过对杨树村这一典型环境的渲染和烘托，借以托物言志。吕翼的散文大多都是在杨树村上演的。在这里，留下了作者太多的思索与感悟，可以说没有杨树村就没有吕翼作品的诞生。杨树村——是典型的西部农村，民风淳朴，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造就了大多数人民的“压迫与被压迫”意识。在大多数人看来，被压迫和束缚那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作者看来，任何破坏村子和谐与安宁的东西都应当是嗤之以鼻的，是无法容忍的。村庄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精神文化生活却明显滞后了，大多数的人都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了，他们都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反思，所以他们觉得再也没有改变的必要了。诸如在《蟊贼》中，“世间居然有这等可恶之人，时时骚扰你的生活，攫取你的收获，打碎你的梦想，在你意外里为你设置一个又一个障碍。”这篇议论性的散文，着重描写了蟊贼的偷盗行径给村里的人们带来了恐惧和不安，但他们只是一味地选择逃避和退却，不敢与蟊贼进行全面的抗争。正因为他们这种消极避祸的畸形心理，才助长了蟊贼的嚣张气焰，让他们更加的为所欲为。因此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无知与懈怠增添了一道又一道的障碍。作者写文章的本意是想借文章来唤醒人们，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才能迎接胜利的曙光，才能扫清障碍。诚然，作者正是有着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为追寻自己的梦想不懈地努力与奋斗着。不放弃，不妥协的心境在苦难意识的纠结下，不免对吕翼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了作家迈向成功的关键因素。

【注释】

[1]杨任之.文艺理论与批评［M］．北京：中科院出版社，2009：68.

[2]刘勰.文心雕龙［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144.

[3]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4.

[4]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25.

[5]杨根红.透视赵树理的乡土情怀［J］．长治学报，2006（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