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标准与思想解冻：现代性论域与中国话语

第一节　实践标准与思想的解冻

如果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949年，到提出改革开放的1979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工业体系在中国初步奠定，然而，由于国际国内的客观与主观、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原因，这三十年走向了社会封闭、行动褊狭与思想的虚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变得越来越专断和僵化，意识形态更是陷入极左的热昏状态，严重偏离了现代文明的大道，结果导致十年浩劫的发生;中国的学术研究也严重萎缩。那么，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大陆自觉地进入社会转型，社会发生多方面的分化并充满活力，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得到重视，在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的同时，它自身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和一定的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年来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真理标准即实践标准的讨论到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这一阶段主要是利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也包括马克思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资源，反思“文革”所造成的沉重灾难，特别是对人的蔑视和戕害，试图走出对马克思主义极左的意识形态的理解;

第二个阶段是自觉地全面地研读和重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的阶段，即通过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著述，深入理解他们所实现的哲学的革命变革，从存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努力开显马克思哲学的各个方面和理论可能性;

第三个阶段则是所谓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的研究蓬勃开展的阶段。在解读、借鉴和吸收马克思本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对话和比较，虽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理上的自觉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评述，并在评述的基础上做出简要的总结。

发生在30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既是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导，同时也带来了中国学界学术意识的觉醒和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常识，但是这个“常识”首先被胡福明、吴江等学者提出并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国内几家大报发表⁽²⁾，当时却要克服重重阻力，引起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这一方面固然说明这个常识性论点在当时中国所承载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在极左时期遭到了多么严重的扭曲和阉割，以至于积非成是，所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发挥了拨乱反正的作用。真理标准讨论的学术水平虽然有限，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却非常重大，它不仅成为中国大陆思想启蒙和理论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更是中国现代历史转向新时期的标志。

其实，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中国思想界已经在酝酿着对“文革”和极左路线的强烈不满和质疑。在学术上值得一提的是李泽厚依照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对康德哲学的评述和对“美”的问题的探讨，由于高扬了“人类的主体性”，在当时的学界特别是青年学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李泽厚在其《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再版修订时，除继续强调初版时的基本观点即实践作为使用、创造和更新工具的基本意义，物质生产是社会的根本和精神文化的基础之外，特别指出研究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精神世界”对于“精神建设”和“新人的塑造”的重要性，认为是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之一⁽³⁾。朱光潜先生在1980年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新翻译，特别是将“主观”重译为“主体”并做出新的阐释，在学界也引起不小反响。这一译文的订正，看似简单的文字更改，实质上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重大变化，通过人的实践的“主体性”这一维度，使马克思的哲学超越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特质凸显出来⁽⁴⁾。申扬人及其实践的主体性，反映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需要，有助于人们走出极左意识形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意蕴和精神实质得到开显。

真理标准讨论不仅明确了实践的主体性，它的思想“解冻”意义更是直接激发了人们对于“文革”十年浩劫的反思。这就是牵动着当时国人神经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文革”中的一个突出和普遍的现象，是对人道的蔑视、人性的否定和草菅人命。因而，对“文革”的批判，首先表现为在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问题上的禁区的突破。由此必然涉及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人的异化的关系，由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大量论述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问题，因而学界对马克思这一早期手稿的关注和由此展开的争论，迅速成为一个理论热点。

王若水在1979年第1期的《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上发表了《关于“异化”的概念》一文，并随后在《谈谈异化问题》中为“异化”下了一个定义，通俗易懂，影响较大。围绕异化概念展开的争论主要表现为:有人认为异化是被马克思后来抛弃的抽象的概念;有人认为异化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核心概念。事实上，尽管马克思后来确实较少使用这个术语，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抛弃了这个概念尤其是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思想。王若水曾就此分析道:“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法文本出版时，马克思把其中出现的四个‘异化’这一术语改掉了三个。胡乔木曾经用这件事来说明马克思抛弃了异化概念。那么，马克思为何不把四个全改掉?又为何以后的德文版没有做相应的修改?其实，我认为马克思不过是担心法国读者对这个德国哲学的概念感到生僻而已。他在给法文出版商拉沙特尔的信上说，他担心法国人会一开始就读不下去而气馁。”⁽⁵⁾这一解释应当说是有道理的。(www.chuimin.cn)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紧密相关，围绕人道主义的论争同样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由于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忽视了人道主义这一重要原则，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人的尊严被蔑视，人的权利被剥夺，人的地位被贬低，人的价值被工具化，人已经走向了全面“异化”。而人道主义则突出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强调人的权利，因而应当用“人道主义”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反思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沉重历史教训。

与此相反，另一部分人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提法，认为它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属于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这场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性的讨论，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从由学术讨论演化升级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清污运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号召‘清污’，积极地开展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等批评、斗争的消息。”⁽⁶⁾尽管如此，有责任心的理论家们对于伴随改革而来的这场讨论还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正如王若水所说:“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必定而且正在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而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念，又必定而且正在促进改革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和改革的步伐合拍的。”⁽⁷⁾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无疑是反对的，但马克思主义本身却是对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人类思想文明的批判性继承，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更是对人道主义和阶级斗争观点的辩证综合与扬弃。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东方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把人道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剔除出去，用左的意识形态否定人道主义，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集权意识、等级意识和血统观念形成共谋，酿成草菅人命、泯灭人性的苦难和悲剧。

但是，人道主义的“高明”毕竟是相对于“不把人当人”的封建专制主义而言的，它在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洗礼而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度，的确能够发挥启蒙的作用，也完全应当包括到社会主义思想中来，但它能否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当时的许多中青年学者都积极地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⁸⁾。然而由于当时主流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片面强调和理解，这个问题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充分探讨并形成共识。从当时一些人公开否定人道主义，到今天整个社会终于接受“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实实践本身确证了上述论题。

值得记取和思考的还有，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提出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其用意就在于使马克思主义摆脱极左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恢复它的自我批判能力和真正的思想指导作用，包括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功能。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是他认真思考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提出的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设想，也引起中国社会普遍的重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重要文章的思想既未能在政治实践上及时地得到落实，也未能在哲学上以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形式得到探讨和理论推进。事实上，在东方社会究竟如何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更为根本和普遍的问题我们当时并不明确。但随着真理标准讨论所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问题终于引起社会各界的严肃思考。

可以说，马克思本人在理论上所要解决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人的平等和经济领域的劳动异化，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资本的逻辑的分析，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人的异化得以克服、人的能力得以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而中国要真正超越资本主义，就要补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课，而这决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由此决定了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必定长期处于初期阶段。不管当时对“补课”论有何种歧义和批评，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却给出了明确无误的答案。

从哲学理论上来看，真理标准问题直接属于认识论范畴，真理标准的讨论因而推进了国内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深化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的理论空间，如联系“老三论”和“新三论”探讨认识论问题⁽⁹⁾，使认识论走进科学技术、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领域，以及借助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成果，研究微观认识论，等等。但是，认识论问题不是单纯的认识方法问题，这里面不仅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还有一个主体间性因而直接涉及人的情感和价值问题，所以，认识论的研究如果不能联系或转向本体论和价值论，这一研究就难以取得理论的突破，难以走出主客二分的传统认识论框架。而这一突破是必定要发生的。王若水在1980年5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的目的是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一文，之后又在该报发表了“认识论不要忘掉了人”的文章，阐明了他对于“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实践的成功或失败”问题即实践的评价标准问题的基本看法，引起了学者广泛的关注和争论。综合来看，当时学界关于“检验实践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六种标准”即目的标准、需要标准、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结果和双重或多重标准，并表现出“三种倾向”即主体性倾向、功利倾向和多元化倾向⁽¹⁰⁾。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实质性问题的逐步敞开，事实性“认知”与价值性“评价”的提法及其关系进入了学者的视野。

作为中国价值论研究之启动的标志性论文，是杜汝楫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这篇文章回顾和介绍了西方自休谟以来对于价值和事实关系的探讨，认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有事实性“认知”和价值性“评价”之分，后者较之前者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学者们普遍肯定这篇文章为解决当时正在讨论的“实践的目的是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判断在认识中的作用及对其检验的问题，正是价值论研究的问题。

自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重点，开始从认识论转向价值论，转向社会历史观。而这与中国人民正在推进的改革的实践，构成一种相互呼应和支持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价值论研究在中国兴起，到80年代后期，价值论研究的问题域已包括价值的本质、价值的类型、人的价值、价值真理、价值观念、价值与认识的关系、评价与认识的关系、价值与人的历史的关系、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等重要问题。价值和价值论研究取得的成果比较显著，值得提及的著作有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是国内第一本价值论研究专著，简明扼要地对价值论作了多方面的哲学论述;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从价值论研究的方法论上进行反思，对价值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明确提出价值的主体性，为价值论研究提供了现代性思路;王玉梁的《价值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社会生活，在理论上推动了从价值的角度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将价值和价值论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和问题置于多学科的理论视野中进行比较研究，对价值的本质和作用等作了哲学、社会学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以及价值观念等作了人类学、心理学的探讨。上述著作对中国当代价值理论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价值论已成为哲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但是，价值和价值论研究也存在着相当的缺陷和不足。例如，对于我们习惯的经验性研究方法未能深入反思，尚未真正走出传统认识论的框架看待价值问题，因而导致经验实证性的价值定义与形上的价值信念和价值的本体论承诺之间的矛盾;对于当代社会极其重要的制度公正、价值秩序、个人自由与人生意义等问题，无法在价值论的现有框架中进行深入探讨，这也严重影响了在社会历史观中深入探讨“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