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体领导制与新老交替：民主决策的成果

2024-10-0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在政治上，实现“江山代有才人出”、做到不断创新的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尤其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4]第一，中共中央领导人新老交替实现“三化”。我认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新老交替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看新老交替机制能不能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一、背景：中国道路与新老交替

首先来看中国道路的命题。所谓“中国道路”，我将其定义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万里长征之路；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也是当代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之一。中国有着13.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劳动力就业人数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中国的走向一定会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保持和增强生机、活力和创造力，一代一代地、持续不断地建设与创新，实现“长江后浪推前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政治上，实现“江山代有才人出”、做到不断创新的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尤其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我们要深刻理解这句话，需要结合一些重要的历史背景。这句话是他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讲到的，当时政治风波刚刚平息，苏东剧变也已经发生。在这样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显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过人的政治远见。结合我们对过去三十年中国成功之道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又在于党中央，党中央的关键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和大量的事实足以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它是“次优”而非“最优”，但它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也适应于越来越开放的内外部环境，还能够回应内外部的各类挑战。在过去十年间，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金融危机。我们在2011年1月完成了一份《国情报告》^[3]，对包括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内的20多个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表现做了考察。评估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率、劳动力失业率、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等宏观经济指标方面，世界上只有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个发展中国家的综合表现比较好，这当中又数中国做得最好，也恰恰是中国的制度最独特、最优越。《报告》关注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中国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全球大考中表现最佳，显示出中国独特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呢？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能够处理三个基本问题，实现三个基本目标。这个命题是我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4]

第一，中共中央领导人新老交替实现“三化”。我认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新老交替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看新老交替机制能不能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新老交替的确引入了“到点退休”的年龄约束机制，也按照之前的预期完成了“三化”过程。

第二，中共中央领导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实际上是针对邓小平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而言的。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就可以提供佐证：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年均经济增幅是6.1%，改革开放以后就变为9.9%，而改革初期中国各类经济要素相比改革前并没有巨大的变化，但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党的领导核心及其领导机制。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创意，在整个中国广泛传播，连生产队长都知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巨变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国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三化”。国家政策演变为公共政策，决策过程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十二五”规划，我作为亲身参与者见证了这一重大公共决策的过程。

我认为，上述三点是中国能够不断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很多西方学者则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它们。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制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位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对此我给予高度评价，我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的宣誓，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制度充满自信心、自觉性的表现。如果不是对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汶川地震等重大考验中的表现进行了评估，我们很难自觉地去认识自己的制度，也就不会有对中国制度的自信心。中国所创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保证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成功的关键。当今世界有近70亿人口，有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愈加激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的本质，我称之为“实力就是硬道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要全面竞争；而实力竞争的根本是制度的竞争，好的制度带来强大的实力。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十八届一中全会，就是中国制度的集中体现。

从十八大情况看，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选举了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见图9—1），这包括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7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人；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7人，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11人；批准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19人。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是有不同的任务分工的：一个是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两委”委员；另一个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选举产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及领导核心（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www.chuimin.cn)

图9—1　第十八届中共中央组织结构图

美国的政治选举过程和情况与中国截然不同。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只选出两个人，即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两党的总统候选人相互竞争，最后选举出一个总统。通过这种制度，美国选举产生的是一个人，即总统。总统选出之后，其他官员的产生就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总统的任命。总统一个人可以任命3 000人到5 000人。具体委任谁担任什么职务，更多考虑的是相应人选在总统竞选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力度大小，或者是其能否很好地配合总统施政，至于其是否能够胜任、是否经受过充分的履职锻炼，则是需要考虑的次要问题，至少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这和我们的安排完全不一样。我们不仅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一中全会，我们还要产生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次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次年二月召开的党的二中全会所推荐的各级国家机构领导人。这个过程要比美国复杂得多，也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我们所说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他们是党的中央领导核心，还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中央书记处书记7人、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11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19人，除重复计算人员外共计52人，这就根本不同于美国只产生一个总统的所谓民主选举议程。

党的十八大换届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国际各方对大会评价不一。西方媒体如何评价十八大呢？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领导人换届会议令人稍感失望。在保守派占据多数的情况下，新一届领导人会有怎样的作为我们拭目以待”^[5]。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是人为地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划分出保守派、改革派，这是它几十年来基本一致的思维方式。但在我看来，美国人失望不失望跟我们没关系，只要我们的领导集体的确是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就可以。但我们有必要去了解美国人是怎么想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走自己的路。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中共的领导人仍然是由党内元老组成的小集团秘密挑选出来的。他们僵化的政治体制将难以应对越发具有批判性和对抗性的公众舆论”^[6]。它提到的“元老”当然是指已经退休的往届领导同志，但是它没有完全了解中国的游戏规则，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人是要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选举才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单靠“元老”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时报》的这种评价，我们认为它一方面是一定意义上的“中国通”，而另一方面它对中国还存在着偏见。《金融时报》还引述了普林斯顿大学从事东亚研究的名誉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话：“如果认为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制定更宏大的改革蓝图，而不只是对来自下面的要求做出被动反应，那就太愚蠢了。”这表明美国的学者对中国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人、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非常关注。

英国《金融时报》的另一份评论还谈到，“习近平同时还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打破了此前的惯例。正常情况下他可能还需等待一至两年。明年三月习近平还将成为中国国家主席。这次换届堪称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顺利的一次权力交接。新一届领导班子不论以后表现得极其保守还是倾向改革，都将面临一系列长期悬而未决的挑战。”^[7]“挑战”也不用它说，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的讲话已经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挑战做了非常清楚的梳理。

此外，《金融时报》还有报道称“希望习近平和其他常委（这7人组成共产党的权力核心）大胆推进改革的投资者恐怕要失望了”。

不难看出，西方主流媒体的基本论调是“失望”。我认为，在西方媒体具有相对强势的话语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的最理性的态度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中国集体领导制与新老交替：民主决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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