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企业家冯成的成功之路

王蕴鑫

1993年5月28日，世界著名学府上海复旦大学相辉堂内坐满“复旦人”。主席台上，一位身材健硕的中年人正在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演讲，动人的情节和精辟的话语，令礼堂内一时笑声荡漾，一时掌声如雷。

“今天要讲的是有关我个人奋斗的历史，我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各位同学不久就要投身于社会，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成功。”他在演讲中赠送给年轻大学生们未来争取成功的一条秘诀：“满足人们的需要。”

演讲者是来自香港的青年企业家冯成先生。他不远千里应邀抵沪，参加复旦校庆八十八周年，并且以嘉宾的身份，为复旦师生举行了这次报告会，以自己的奋斗史勉励和告诫年轻人。

冯成，是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香港这个世界商业大都市，虽不算巨富，但他从赤手空拳开始，迄今已拥有十几家公司，数十亿港元的资产。

冯成，标准的广东人，却有着地道的山东大汉的魁伟的身躯，跻身于香港富豪的上流社会，却具有浪迹江湖的传奇色彩；没有任何文凭学历，却能登上中国一流学府的讲场……循着冯成的脚步，令人看到这位香港企业家的艰苦开创之路，与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冯成，1954年6月4日出生于广东珠海西区的三灶岛，那是当地一个人烟稀少的偏僻小岛。他的祖籍是山东泰安，父亲早年奉命率军，屯兵南粤，由于时局变迁，冯家便在当地扎根务农，定居下来。

冯成同胞四人，二兄一姐，他是老幺。三岁的时候，冯成就开始放牛，成为“劳动力”。家中缺粮时，年幼的冯成便跟在母亲身后外出讨饭，他至今犹记得自己用硕大的荷叶捧着讨来的饭团大嚼的情形。

1962年冯成八岁，随家人与几名年纪差不多的孩子坐上姐夫的渔船到了澳门。在那里，他们的生活虽并无太多改善，但也安顿了下来。不久，九岁的冯成居然得到入学的机会，在一年级的课室里捧起了他一直向往的课本。可惜好景不长，小学三年级的第十三天，冯成因拖欠学费被赶出了澳门学校的大门，他的学历也就至此为止，迄今这仍是他的“最高学历”。

1967年，老家的堂叔来信，叫冯成和家人回去，说生活没有问题。一家人商议之后，决定由冯成先回去看个究竟，谁知一到家就被扣留，原来那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了。

冯成在家乡经历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洗礼。1970年底与一班同乡的小兄弟策划外出闯天下来到香港，当时他十七岁。十七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很多国家的法律把十八岁规定为“成人”的界限，看来确有它的道理。这时的冯成，既具有成年人吃苦耐劳的韧性，也已有成年人的身材体魄，然而稚气未脱的童真心态却令他能比真正的成年人更易于应付初抵香港时的动荡生活。

在大排档吃完而趁伙计不留意时溜之乎也，对于成人肯定不依不饶的摊主，也只能朝着他这穷小子的背影无可奈何一笑。在小食摊上顺手摸一个肉粽，老板视而不见，他心里明白，对于这个为生计所困的孩子，不值很多钱的肉粽是何等的重要。

但冯成毕竟是冯成，以他堂堂七尺之躯绝不甘心这种与乞儿为伍的生活，他要凭着自己的头脑去开创未来。

他用包装商品的箱子和废铁桶拆开搭成一间“屋”，先让自己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家”，然后开始寻找工作，用劳动来换取温饱。他曾在深水埠码头做过苦力，在西环给人看过货车。正是由此时开始，冯成感受到江湖的险恶与挣扎求生的艰苦。

做苦力本是凭出卖力气吃饭的简单工作，但事实上却并不简单。这些“混饭吃”的地方都有“坐山雕”，黑社会的势力在底层社会有巨大的能量。做苦力挑担子本是每挑完一担由工头派发一枝竹签，收工时凭签支款，竹签愈多自然领的工钱愈多。但是，冯成却每挑两担才能领到一支竹签，换句话说，他被“明火执仗”抢去了一半工资，抢他钱的人是具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包工头。而对这样的掠夺，冯成只能隐忍，暂时吞下这口鸟气，因为他知道，任何的不满和反抗只会招致更大的劫掠，甚至连饭碗也被一起端走。他也知道，遭到这种甚乎别人的不公待遇，是因他年龄小而且是新丁。

一段时日后，冯成找到一种不被过分欺凌的办法，那就是接受这一种力量的“庇护”。当时的香港，每一处地方几乎都有帮会势力“掌管”，严密的组织与严格的等级是这些帮会得以存在及壮大的条件。统领苦力们的大小管工，正是帮会中的各级“负责者”。在接受了来自他们的“庇护”后，冯成的“境遇”果然有所改善。

离开九龙的深水埠后，冯成来到港岛的西环。在这里他谋到一份夜间看货车的工作，收入虽也不多，但却比在码头搬运做苦力要轻松多了。这一回冯成有了经验，他一到“地头”就先向那里“有头有面”的人物“报到”，于是他不仅没受欺侮，甚至还得到照顾，让他看比别人多一倍的货车，结果自然收入也比别人多了。

但任何事总是有一利就有一弊，这大概是一条辩证规律。看货车这种“肥差”当然人人想做，西环一带的另一势力对此垂涎，想要分一杯羹。但已经拥有的一方又岂能容他人染指，在“讲数”不成之后，双方便大动干戈，两边的人马上真刀真枪上阵了。

血气方刚的冯成肯定不希望别人夺走自己的饭碗，他明白不能在“两军阵前”表现出怯懦。吃饭的代价是无奈而沉重的，冯成的双腿及背部就留下了利刀的伤痕。二十年后的今天，当他坐在位于尖东闹市的写字楼里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向我展示的那几处刀疤仍清晰可见。

冯成的优点是善于思索，那正是后来指引他走上成功之路的妙方。那次“战役”之后，他开始认真思索，感到眼前的谋生方式似乎并不可取，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有自己的事业。于是，他开始了新的追求。

七十年代的香港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繁荣，要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并非易事，失业相当普遍。于是，冯成和几个朋友结伴去了欧洲，希望能在海外寻求发展。从1977年至1980年，他在西北欧浪迹三年，涉足之处遍及丹麦、荷兰、瑞士、挪威、瑞典等国，但事业上始终未能如意。冯成后来对笔者说，三年流浪生涯感受最深的是，华人在白种人社会所遭受的不公与歧视。他愤而回到香港，决心在这块土地上从零做起。

虽然在这种风雨飘摇提心吊胆的环境中找饭吃非常困难，但冯成天生的侠义心肠往往令他挺身而出，做出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事缘当时香港存在循不同途径自大陆和澳门潜入香港的大量黑市居民，希望政府会有特赦，等到机会取得合法居留权。这类人因身份不能“见光”，只能从事些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行业，冯成的朋友中就有不少是这一类人。

1980年10月26日，适逢香港政府宣布特赦，但限期只有三天。由于时间紧逼，遂令这些黑市居民蜂拥前往登记，争先恐后，打架抢位，形势非常混乱，事件成为当时传媒突出报道的大新闻。限期一到，入境处停止接受登记，但未登记者及得到消息后又从大陆和澳门回流的人仍达数千之众，聚集鼓哗，不肯散去。

当时冯成认为政府不应厚此薄彼，既然同为草根阶层，曾为社会尽力，便应一视同仁，宽限时日，接受这批人士登记。这一论调犹得社会各阶层的响应，新闻媒体并展开讨论，事件一时成为社会广泛议论之中心。

但香港政府对此不理不睬，仍我行我素，并施行“即捕即解”政策，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见义勇为的冯成振臂一呼，率领群众在政府立法局外静坐抗议，并犹得立法局议员谭惠珠与叶锡恩的支持，港府随后采取行动拘捕带头人，冯成遂被扣押。

事件闹大后，群情激愤，发起示威游行，再加以劳工团体请愿及新闻舆论的压力，港府被迫让步，释放冯成，并为后来的黑市居民补办了登记手续。与此同时，政府规定所有香港居民外出时，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件，如遇警务人员截查而不能出示身份证者，将被视为违法，或被罚款或遭递解。此规定作为法律一直执行迄今，而冯成便是始作俑者。

纵观整个事件，其实与冯成并无关系，因他早已持有身份证件，只是基于义愤，令他在事件中展现了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而冯成“东方式堂吉诃德”的表现，更为他赢得了朋友们的爱戴与尊敬。

1980年，冯成在香港经营起手表的生意。当时那是一个很火红的行业，正处兴旺时期，但人们对“名牌”的观念尚未普遍认识。当时除了传统的瑞士牌子，其他国家如法国的产品虽很新颖，却仍未能打开亚洲市场。冯成以他在欧洲三年的经验，将法国的各种牌子手表，无论是有名的或不太出名的各款，都介绍到香港市场。于是突然之间，香港手表市场出现了许多新颖的法国表，而价格方面，从昂贵的名牌货到廉宜的石英表，各种档次齐备，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结果大受追新求异的香港人欢迎，市场反应奇佳，冯成把握良机，大量入货销售，赢取了不少利润。

此段热潮维持了数年之久，为冯成在商场上掘得了“第一桶金”。后来，由于经营手表者日益众多，竞争日趋剧烈，而市场又渐显饱和，冯成当机立断，结束了手表生意，向其它新的领域拓展。

冯成在做手表生意的五年中，领悟到一条经商之道，只要你能保证把最好的产品送到客户手中，就有可能成功，他认为，只要待客以诚，适应消费者的需求，保证货品的素质，客路就一定可以打开，商品就迟早会被客户接受。他将这条经验总结为七个字：“满足人们的需要”，就是他赠给上海青年未来争取成功的那条“秘诀”。

人生的经验总是正反两方面的，冯成在此时亦感受到另一类的经验，那是对商场之复杂和人心之险恶的痛苦体验。从欧洲回来后，冯成带回了一种经营概念，类似于香港的“SEVEN -ELEVEN”连锁经销方式，对正处于社会消费形式转型期的香港，这是一种颇受消费者欢迎的新的经营方式，冯成相信它可以成功。他把这种构想告诉给五位朋友，这五个人表示若他们靠此成功，得益也一定分给冯成一份。

冯成详尽地为他的朋友做出分析，向他们指点经营之道。结果他们果然获得成功，但却没有兑现对冯成的承诺，似乎没有人记得冯成的智慧令他们这样轻易就初战告捷。后来冯成感叹地说，这结果或许是由于自己为人“太过坦白”之故。当他十年后应邀去黄浦江畔讲述他的人生经验时，他特别把这段故事讲给未谙社会的年轻人，告诫他们在社会上立足时，对有些人“不一定要太坦白”这句相当坦白的话赢得莘莘学子一片响亮的掌声。

浮沉于商场，冯成遇到过不少惊风恶浪，身边的合作伙伴有时也会不顾信义，为一己的私利而伤害他。冯成说他一生逃过了很多大灾大难，或许是靠幸运的眷顾，才能闯出今日的局面。

人生的成就业绩除去与自身的才智及后天的努力成正比外，往往还与机遇有关。一次偶然的机遇甚至可以改变全部人生轨迹，这或许就是冯成所说的“幸运”。1990年，一个难得的机遇出现于冯成的商旅途中。

1989年6月北京发生的事件，明显地波及到香港，此间房地产市道因此一路下跌，进入了一个低谷，很多公司为求周转资金，不惜将手中的房地产降价求售。这一波动给商场中的幸运者造成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能把握时机的人由此在事业上产生飞跃，冯成正是受益的幸运者之一。

自1985年结束手表生意后，1986至1989的四年之中，冯成先后做过贸易，搞过海产，并与广州合资成立镭射唱片公司。但这些生意均没有取得什么效益，有的甚至因蚀本而关门。冯成手持相当数量资金，正向市场观望，考虑如何投资。正当此时，中国海外的一间公司在香港沙田拥有的一块地皮求售，给冯成造成了事业步向成功的天赐良机。

沙田宝福山位于沙田火车站侧，步行只须十分钟。这是一座不高的山丘，但在“堪舆学”上论证，却是一方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宝福山坐北朝南，视野开阔，左右各有一山相拥，据说合“青龙白虎”之势；后方有靠山，顶部呈圆弧形，有所凭依；站于山上放眼望去，视野开阔，一片平川，沙田市中心尽收眼底；远方有大老山、飞鹅山、观音山、黄牛山等重峦叠嶂，烟霞缭绕，不但气势雄浑，且显示宝福山与四周地貌配合极当，群山拥拜，风水绝佳。

香港虽不乏奇峰灵域，但有人认为如此钟灵毓秀暗含机理的上乘宝地，实不可多得。冯成于是抓住良机，在1990年以三亿港币收购了宝福山。他以精明的商业头脑和仁慈的济世之心，策划出一个将宝福山辟为存放骨灰的灵堂的计划，开始了他别树一帜的商旅之役。

但是，在香港经营安放骨灰这一特别行业却并非易事。他的计划刚刚传出，便遭到自多方的反对与压力。当地的村民反对他的计划，因他们忌讳在家门前开设骨灰堂，黑道上的人物反对他，因他们一直想独霸这项专利经营；还有来自香港佛教方面的反对，认为在宝福山将骨灰放在佛祖面前，是对佛家的极大不敬。(www.chuimin.cn)

面对来自社会多方的巨大压力，冯成一面继续进行开业的准备，一面通过不同的渠道解决当前的困扰。他请来风水先生论证凶吉，解除村民的疑虑，并补偿六十万港元给他们，作改造风水之用；他向黑道人物显示自身的实力，并透过警方朋友对黑道施加压力，令对方收回了觊觎之心；最后，冯成又向佛教协会做出解释，并亲往曼谷恭请泰国僧王仁德上师来香港，主持宝福山开光典礼，消弭了佛协的异议。

虽然关系全部打好，但并不代表在经营上一帆风顺，只能说在崎岖的道路上已迈开了第一步。开业初期，几乎没有任何支持，亦没有任何鼓励，有的只是行家的冷嘲热讽和不友善的排斥，朋友间的避之则吉。因为此行业在香港四十年来都是被一小撮人所垄断，岂容新来者插手加入竞争，于是在那段苦苦耕耘，没有收获的一大段日子里，经营者所付出的无比辛酸血汗，实不足为外人道。

但日子有功：策略上运用真诚的投入、专业的精神、企业化的管理、行家间潜移默化的沟通、交通的优越、园林般的环境、分期付款的手法及客户的口碑等等，逐步将局面全面扭转了，时至今日，宝福山已成为香港私人灵龛销售行业中的龙头，拥有全港最大的销售网及市场占有率，并成为游客如缕的观光胜地。总算得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合理回报。

宝福山冲开重重困扰和阻力，终于得以开业。

1992年底，冯成再以一亿港元的价格击败六十六个竞争对手，投得沙田三百八十八号地段，以全新的概念，配合先进设备及管理，着手经营中国传统的殡葬业。目前宝福山管理井井有条，生意日隆，市值已达二十八亿港元。

两次成功的大规模收购，冯成累积了经验，增长了信心。在其后的三年间，他又成功收购了八间企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钓鱼台海鲜酒家和宝丽湖芬兰浴室。这两间商级消费场所均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的黄金地段，大公司写字楼密布，往来的游客如云，但由于原东主经营不得法，空有如斯条件却不赚钱。

冯成先生收购这二处后，依据他“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理念，大刀阔斧进行管理变革。钓鱼台海鲜酒家位于尖沙咀东部，而“尖东”在香港是高贵豪华的代名词，那一带名厦林立，客似云来。冯成依据这一客观条件，构想出一种独特的营销方式。他推出一种进餐会员制，入会费一万港元，就餐时享受九折优惠及长达一个月的结账期，并赠饮XO名酒。一万港元的会费充分显示入会者的尊荣地位，而舒适的环境和诱人的优惠更吸引着有身份的消费者，于是远近大小各公司的老板、董事、高层人员纷至沓来，并且呼朋引类，一时门庭若市，场面顿然改观。

起死回生一间颇具规模的食肆，自然是经营者成功的明证，但冯成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要在管理方面上更上一层楼，以一流的服务来回报客人。他认为，好的服务人员不单要对客人彬彬有礼，而且要能够满足客人更多的服务要求。去“钓鱼台”进餐，你可以提出要吃本店没有的食品，可以要求购买报纸、代送鲜花，以及其它根本不属酒家服务范围之内的要求，训练有素的服务员会带着微笑，一一满足。

1992年3月，一个新的集团公司又在冯成旗下成立，名为华侨国际集团。它的下属公司全力投入全息激光产品的研制，创办了全息激光商标厂，拥有香港第一套先进设备的激光生产线，为名优产品提供了防伪商标的保护网，开商标与广告界之先河。集团并全力发展中国房地产建设，即将在广东番禺兴建广达四百亩之商住楼宇群，包括酒店及商场，总称“名都城”，落成后市值将可达三、四十亿港元。

1993年12月，冯成与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达成协议，取得该公司的业务代理权。冯成说，西方国家认为，家庭富足是国家强大的根本，家富方能国强。这种传统理念实足以效法。为此，在中国推广人寿保险乃是强国之本。当家庭主要成员发生意外时，若有保险公司的赔偿，令这个家庭得到相应的照顾，会好过政府所给予的补助，因为家庭既可获得经济保障，国家又可减轻负担。基于这一理念，他在深圳成立了威颖业务代理有限公司，全权代理“中国人寿”的业务，成为深圳第一家推行人寿保险业的公司。

冯成指出，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家庭人寿保险率已达80％，亚洲的日本更高达240％，即使是对保险人寿尚未有足够认识的香港华人社会，保险率亦已达60％，而偌大的中国市场，人寿保险率几乎等于零，原因在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人寿保险尚存有一种排拒，且对于保险对家庭及社会的重要性仍认识不足。其实，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胡适之先生早已指示：“寿险的意义只是今日做明日的准备，生时做死时的准备，父母做儿女的准备，儿女幼小时做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是现代人。”

因此，冯成希望能透过自己的努力，令中国人能渐渐接受人寿保险这一现代社会理念，真正做到“稳健、旷达、慈爱”，为家庭和社会造福。如果如此，大陆将是一个极具开发潜质的广阔市场，冯成相信这一全新的业务必定会大有可为。

至于其它尚在洽谈中的项目，尚有七、八种之多，但为尊重冯成先生办事一贯的务实精神，笔者在此唯有暂先割爱，留待来日成功之时再行披露罢。

生意的成功，为冯成积累了可观的资金，而财富又将他推向更高精神层面的追求。七十年代冯成在欧洲流浪时，亲眼见到华人被异族欺凌的情景。自那时起，他便暗自发誓，有朝一日若力所能及，一定要把全世界的华人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免遭欺侮。如今，在财力与号召力方面已有可能，冯成决心实现昔日的梦想。

1992年2月28日，经过两年的苦心准备，冯成与香港发景集团董事长程万琦先生联手，筹划成立了世界华人协会，为全球华人团结作贡献，对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五千五百万华人而言，这是个空前的创举。世界华人协会成立大会召开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及台湾驻港的高级人员黎昌意均应邀到会，同坐于嘉宾席上。冯成先生被与会的一百一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推选为协会的常务理事兼总干事。

商务繁忙的冯成先生并不把这荣誉为一种挂名虚衔，而是殚心竭虑为世界华人的幸福，为中国的繁荣进步做些实实在在的好事，他不断把华人企业家介绍到中国大陆做生意和投资。1992年7月，为向海外推广中国航天科技，冯成积极参与筹办中国航天科技展览赴港展出，与李嘉诚、霍英东、何鸿燊、周南、张浚生同为筹委会负责人。1993年7月，又参与中国军工转民用产品展的策划，并与中国国防科工委负责人丁衡高、聂力等共同出席了这个国际博览会的开幕典礼。

为发扬国粹，推广中华民族文化，冯成多次负责举办国术赛事，培养青年国术爱好者。他被香港、大陆、台湾及海外的多个国术总会或体育会邀膺为会长、荣誉会长，更被香港中华国术联合总会推举为永远会长。

济世行善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冯成先生在这方面身体力行，勇于实践，多年来他所做的善事和捐款已为数不少。

香港仁济医院举办“生有所养，死有所依”的助老活动，冯成捐钱款捐灵位不遗余力，获仁济医院颁赠“仁心济世”牌之荣誉。

1991年夏，大陆华东遭严重水灾，香港各界踊跃捐输救灾，冯成与他的师傅、香港国术界前辈关德兴捐款百万港元，捐赠赈灾物资数千万港元。被新华社称为“血浓于水的爱国商人”。

1992年，奥国航空公司在泰国发生空难，死者之中有不少港人，冯成率人亲往失事现场，除做法事超度亡灵外，更协助家属办理尸骨运返事宜，并提供宝福山灵位给家属供奉。

1993年元旦凌晨，港岛中环兰桂芳发生人群拥挤践踏死亡二十余人的惨剧，冯成亦赶往出事处主持法事超度遇难者，同样为家属提供灵位。

冯成为家乡珠海西区捐款兴建文娱中心，为当地学子提供书桌、书籍及康乐设施。

辽宁锦州市残疾人画家张惠斌旅港与冯成结识后，他便赞助款项为张惠斌印行作品集，并筹备张来港举行个人画展，努力为这位身残志高的画家打出知名度，令他得到多一些人世的温馨。

1993年底，策划数年之久的香港大屿山宝莲寺天坛大佛落成，举行隆重的开光典礼，香港总督彭定康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出席了这一盛典。冯成作为佛教事业和慈善事业的积极参与者，自然亦不甘后人，亲自出席了开光仪式，并敦请香港著名的陆智夫醒狮团莅临表演，他与大屿山警区的警务总督察一起主持点睛志庆，表现了他对佛教的虔诚之心。

冯成先生在不足十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不能不称作奇迹。他的成功，除去善于运用敏捷的商业头脑，拥有灵活有效的经营手段，以及机遇的眷顾外，同样不可或缺的一条是他受到公司员工的拥戴。他所属公司的雇员对企业有一种归属感。这种无形的凝聚力是一股强大的动力，它推动着公司高效率地运作，这种凝聚力也是一份无穷的财富，它使企业长盛不衰。

冯成先生对集团公司的盈利分配有特别的规定，以百分之十用做善事捐款，以百分之十给高层管理人员分红。公司的所有雇员均在各自的位置上人尽其用，发挥自己的才能，老板则给予他们应得的较优越的报酬。冯成说：“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精力去管那么多企业。我的企业管理法，就是将每个责任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去，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他的管理诀窍，就是调动每个职员最大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的调动，除去金钱的方面，亦有精神的一面。

冯成与他的雇员的关系，除去雇佣的一层，亦有友情的一层。在某些非正式的轻松场合，他与职员相处如同朋友一般，融洽友好。笔者在一间卡拉OK曾亲睹他与职员一起高歌时的欢快情景。

不久前在一次宴请来宾的席间，冯成当众表示，公司的年盈利若超过某一数字，他将把分红的比例再提高两个百分点。话音未落，总经理助理立即起身一呼：“大家听见了吗？”在座的雇员齐声应道：“听见啦！”兴奋高亢的喊声同荡席间，冯成满面笑容与职员们一起鼓掌……

笔者亲自参与了这欢欣愉快的一幕，当时便曾这样想：有这样的老板，又有这样的雇员，这公司的事业怎能不蒸蒸日上！

免费午餐是香港一部分公司提供给职员的福利，大公司采用内部食堂制，小公司采用订购包饭制，冯成利用自己的方便条件，又独创了一种特别形式。在他的集团属下的钓鱼台酒家，公司雇员可以免费享用午餐，菜式排定后顺次转换。与其它公司相比，同是免费午餐，冯成的雇员们所感受的肯定与众不同，因为“钓鱼台”的进餐环境与菜式水准是一流的。这种感受引起一种心理效应，那就是雇员们的积极性与自豪感。

冯成身肩重任，需打理多间属下公司，又要外出各地进行商务活动，出席饮宴社交，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有时夜间十一、二点有事打电话给冯成，他竟然还在开会，商讨公司事务，而这种情况我遇到远不止一次。

酬筹交错的席间，会计人员会手捧一叠公文、支票，送到餐台等他签署；正在与宾客交谈之际，秘书会敲门而入，送上文书函件待他批示。没有人知道冯成每天要工作多少小时，只是认识冯太太的人，常听到她对丈夫这种“工作狂”的抱怨。

冯太太林洁芬，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潮州女子。她并不参与公司的事务，只是在一些重要的正式的场合才与先生双双出现。她和两个儿女，六岁的女儿思桦和三岁的儿子思进，共同组成冯成先生的幸福家庭。

今年七月，因一宗商务，笔者随冯成去海南，冯太太和他们的爱女一起同行。出发前在机场一见面，冯成先生便告诉我，因太太未去过海南岛，请她同去即可把这次公务活动视作家庭旅行，真是十足的温馨之旅！

一天，在海口市郊东山椰林的海滨，我成了他们夫妇打赌的公证人。冯太“义正辞严”地“警告”自己的先生：若夜间超过凌晨两点睡觉，便罚款三千元！冯成“英雄志短”，竟然不敢应战，而要求修改打赌条件，或只罚一千元，或时限改为三点。

这局即兴而来的赌注令我大笑不已，但笑过之后则思索着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位成功人士的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付出啊！

（1994年1月撰稿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