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中的语言与民主的意义与脆弱性

2024-03-2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我用这些前提去审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了些什么。《共产党宣言》所谈到的东西是世界性的，囊括了一切。这就是《宣言》中所宣称的共产党人的使命。《共产党宣言》断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按照《宣言》的说法，共产党人的立场是为了“整个无产阶级”行使领导权。《共产党宣言》接着阐述了下面的这些手段，“最先进的国

三、《共产党宣言》中的语言

在分析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我所依靠的前提有三个:(1)在人类的经验中，语言的实用性既取决于有关外部世界的断言，也同样取决于相互理解;(2)在人类社会中，无论做什么事情，相互理解都有助于采取行动;(3)在思想中表达的观念是用来转变现状的手段，以实现某种未来的具体利益。我用这些前提去审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了些什么。《共产党宣言》所谈到的东西是世界性的，囊括了一切。他们认为，在一切历史时期和一切国家，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都存在着阶级斗争。只有在“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或者在“互相斗争的阶级共同灭亡”之后，阶级斗争才会终结〔Marx and Engels 1967(1848)，79〕。根据恩格斯所加的一个脚注，历史时期是与书面语言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这一斗争的现代表现发生在“两大敌对的阵营之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上，80)，资产阶级剥削其他人的劳动。无产阶级工作，被资产阶级剥削。根据《宣言》，“现代国家的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同上，82);“因而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同上，89)。整个体制“基于阶级对抗，基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同上，86)。《宣言》断定，“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都被转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家庭堕落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同上，82)。按照《宣言》的说法，“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为了“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工资”(同上，97)。《宣言》说道，工人们“把自己零星出卖”像出卖“一件商品”那样。它断言:“劳动愈使人感到厌恶”，相应的，“工资愈减少”，并且“机器愈推广，分工愈细致”，“劳动量也就愈增加”(同上，87)。工人们是被剥削的、无助的人。

这些模式被认为契合于这样的革命图式，它服从于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至全球范围，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同上，83)。按照《宣言》的说法，“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同上，84)。

然而，作为人口构成中不断增加着的大多数人，被压迫者没有权力;作为人口构成中不断减少的少数人，压迫者不断地集中着权力，这样的相互竞争着的动力就产生了一种救赎的潜在的可能性。这就是革命的潜在可能性的根源，我们可以期待，它将导致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崩溃，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对于即将发生的社会整体的重建，《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当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候……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了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未来的阶级”(同上，91)。革命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但为了实现其革命潜能，它需要领导者。领导者的优势是“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使他们区别于“无产者的大多数”。他们的直接目标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及)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上，95)。这就是《宣言》中所宣称的共产党人的使命。

对于自称是共产党人的使命的陈述伴随着一种奇怪的否认:“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基础的”(同上，95—96)。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和历史决定论联系了起来，为了他们所主张的观念和计划采取的行动，他们使自己与个人道德责任脱离了开来。历史的进程是沿着既定的、进化的道路前进的，由所谓历史的永恒规律所确立，而不是反映了人们的思想、选择和行动的自然发生的演进发展模式。我再重复强调一下，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他们的理论结论不是基于所谓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观念和原则:永恒的历史规律的运作与人类社会中观念的作用不相干。历史是由更大的理性塑造的，它与凡人有关人类社会的秩序构造的思考方式根本没有关系。与这一解释相一致，《宣言》还断定:“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同上，103)

《共产党宣言》断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拒绝这样的立场，即工人对他或她的劳动拥有所有权，因而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奴隶。资本等同于“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同上，96)，这是思考资本一词的独一无二的方式。劳动产品的占有是“为了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这被认为是“个人占有”的适当的运用形式。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在“资本主义”社会，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盗窃”的行为可以被当成是“个人占有”的一种形式。这样，劳动的总产品就被当成是“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结果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同上，97)。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个词指的是“已经积累起来的生产能力”。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问题就是在社会中如何组织已经积累起来的生产能力，以便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能够享受这些累积的生产能力的产品。

按照《宣言》的说法，共产党人的立场是为了“整个无产阶级”行使领导权。这可以推广到“整个无产者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在发展的任何阶段，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同上，95)。《宣言》断定，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同上，93)，通过获得政治权力而终结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按照《宣言》的说法，“无产阶级(然后)就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由共产党人所领导的)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进生产力的总量”(同上，104)。

《共产党宣言》接着阐述了下面的这些手段，“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或渐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www.chuimin.cn)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

(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产生结合起来，等等。(同上，104—105)。

《宣言》预料，当实行这样的措施后:(1)所有的生产将集中于“整个国家”，大概也会集中于整个世界;(2)一切阶级差别会消失;(3)“公共权力失去政治性质”。按照《宣言》的说法，“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为了无产阶级整体而行动的共产党人，根据定义，他们不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为了无产阶级而行动，而不是压迫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为了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而行动，他们执掌国家大权，为劳动者使用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能力)。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宣言》得出结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105)。与联合体有关的领域没有特别说明，但大概是指的民族国家。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论述看做是有关人类社会中秩序构造的一种陈述，重要的取向、规范上的立场就得到了肯定。它的所指是世界性的。时间的范围跨越了整个历史。社会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其中会发生偶然的转变去重建整个社会。生活或多或少是隐蔽的“内战”，它可以使一切“一同毁灭”。因而，贯穿整个历史的社会都是阶级战争。物质力量决定历史的进程，言词只是这一现实的反映。“永恒的真理”、“宗教”或“道德”在现实的呈现方面都不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条真理，现实“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既使用观念又否认观念的价值，这真是极端的不调和。^[3]他们把自己排除在人的状况之外，进入了神的圈子。

普通凡人的责任就是要理解历史规律，为反抗压迫而斗争，把自己从统治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解放人类的关键是一场攫取国家权力的革命斗争。当人民清楚地理解了“前进的路线”(历史的进程)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和一般结果”(秩序的本性)时，我们就有了这样的环境，其中那些看见了真理的直接光芒的人可以代表作为人类总体生产能力的全体劳动者行使领导权。这样的“一种联合体”被认为是这一状况的基础，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这个假设的一种说法，即国家是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一种联合体，除了这样的异常情况，即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国家曾经是剥削和压迫的工具。^[4]列宁在《怎么办》〔1932(1902)〕中对共产党人革命使命的论述，其关键之处也在于几乎相同的前提:一小撮行使领导权的职业革命家团结起来，他们通过遵守严格的秘密和严格的纪律采取行动，履行自己的责任。

但是，如果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并没有看到真理的直接光芒，我们就可以预料，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使命的努力会失败。这是米罗旺·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作的判断，他过去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统治小集团中的一名成员。他注意到，苏联共产党取得了国家权力工具的支配权，但发生的事情与其领导人所持有的预期恰恰相反。在斯大林行使共产党领导权时期，依靠那个时期各种各样记录的远方的观察者可能会认为，所采取的行动与《共产党宣言》的训导和概念相契合，与列宁的共产党的革命使命的概念相契合。人们没有必要假定，斯大林是有意作恶的坏人。忠实地遵照《宣言》所提出的概括就已经足够了。《宣言》的语言对于理解苏维埃实验的设计提供了基本的公式。共产党自身成了新的统治阶级，而不是达到这样“一种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专制胜利了，那些试图强化民主、达到国家消亡的人给了为民主的斗争以它所经历过的最严酷的打击。

由于没有注意到规则的约束性、统治—统治者—被统治者(rule—ruler—ruled)之间的关系、通过一般取向而达到自主治理能力的可能性，概念的差别、在相互补充的共同关系中与追求和平相契合的规范研究方法也就被忽略了。过去的“被压迫者”，他们的职责更加具有压迫性，因为他们自称是解放者，这对他们强加了这样的重担:“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等等。

奥威尔的官方语言问题只是苏维埃实验所导致的各方面问题中的一个。我们只能希望，事后比事前看得更清楚。那些行使命令权力的人所坚持使用的公共对话语言偏离了生活现实，而人们对生活现实有自己的经验。相互理解、社会责任和信任都没有实现。

《共产党宣言》中的语言与民主的意义与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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