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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凤文集》:小说现身电视剧

【摘要】:《生死场》——从长篇小说到电视剧半个世纪之前,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30年代初期,萧红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写出了《生死场》里的几个人物——二里半、麻面婆、赵三、老王婆和金枝姑娘等人的故事。鲁迅先生所以帮助出版《生死场》,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文坛上确实需要描写抗日题材的作品,以便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

《生死场》——从长篇小说电视

半个世纪之前,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许广平《追忆萧红》)。53年之后,中年导演皇甫可人,首次把这部长篇小说搬上了电视屏幕,从他独特的理解角度,就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搬上电视屏幕问题,进行了一次可贵的尝试。

小说的作者萧红,是一位不幸早夭的女作家。她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东北发表处女作,40年代初期在香港病逝,前后只写作了九个年头。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长篇小说《生死场》是她的成名作。这是一部描写东北农民二三十年代的生活景况与自发地进行抗日斗争的作品。30年代初期,萧红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写出了《生死场》里的几个人物——二里半、麻面婆、赵三、老王婆和金枝姑娘等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曾经以《麦场》为题,在当时的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上发表过。1934年初夏,萧红离开了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的哈尔滨,流亡到青岛后,完成了《生死场》全书的写作。同年10月底,萧红从青岛到了上海,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与鼓励之下,《生死场》才得以作为“奴隶丛书”中的一部,于1935年12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先生所以帮助出版《生死场》,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文坛上确实需要描写抗日题材的作品,以便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鲁迅先生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该书出版后,由于它的题材非常切合时代的需要,曾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文坛。

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皇甫可人导演把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搬上了电视荧屏,是很不容易的。鲁迅先生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里,在充分地肯定这部作品之前,也曾含蓄地指出过它的不足。鲁迅先生这样写道:“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为《生死场》写《读后记》的胡风,在充分地肯定了这部小说的长处之后,也曾直率地指出了它的短处:“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这些意见,都是符合作品实际的。原作在刻画人物上的不足,就给电视剧的再创作带来了困难。而萧红作品的艺术风格,又与中国影视观众的传统欣赏习惯——比如,比较爱看情节曲折离奇、有头有尾、人物个性鲜明的故事——之间,存在着差距,这也同样给编剧、导演、演员的创作带来了困难。(www.chuimin.cn)

然而,作为一名观众,我却很钦佩导演皇甫可人的努力。看得出他对萧红原作的神韵理解得很深。基于这种理解,他的改编拍摄既保持了原作的艺术风格,又尽可能地克服了原作的某些弱点。

像许多成功的改编作品一样,电视连续剧《生死场》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又充分地调动了影视的特有优势,对小说中着意要刻画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进行了精致的艺术加工,运用画面、音乐,以及几位演员的精湛演技,集中刻画了老王婆、赵三、金枝姑娘、二里半这几个人物,而把原作中的次要人物和枝蔓加以删削(如月英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北方农民的愚昧、麻木、落后、贫穷、浑浑噩噩,但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及炽热的爱国心,把这一切都赤裸裸地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正如萧红本人在小说第六节《刑罚的日子》中所写的作者旁白一样:“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也像作者本人在第四节《荒山》里所写的旁白那样:“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

萧红在创作思想上是想要努力地继承鲁迅传统的。她也想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与习惯,当做自己描写与批判的主要对象。当然,由于她在学识上、经历上、思想深度上,都与鲁迅存在着较大的距离,难以与鲁迅先生相提并论;但是从作品中看她的创作思想,她确是努力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生死场》中所描写的那些北方农民以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那些生活场景,不都是当时中国东北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吗?电视连续剧《生死场》把这些生活场景再现于观众面前,不仅可以让20世纪80年代的观众了解五六十年前我国东北农民的生活面貌与精神面貌,同时也为今天的观众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提供了很好的认识材料,这就是: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构成本民族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农民,半个多世纪之前,却仍然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中,那么,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要想在我国建设两种高度的文明,我们还需做些什么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预想的目标呢?这恐怕是每一位真正关心祖国命运的人士都会关注的问题。我所钦佩的导演的“理解”,正在这一点上。

(原载《文艺报》1988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