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格里耶的《嫉妒》解析

2024-01-2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物”在罗伯-格里耶的理解中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自足的，拒绝人类赋予它以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意义。罗伯-格里耶反思了传统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比喻”。所以罗伯-格里耶主张文学作品尽量不用比喻，而是还原“物”的本来的世界。

《嫉妒》是罗伯-格里耶的最具实验性的作品，有评论者称它是罗伯-格里耶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15]，但也是令大多读者望而却步的一部。它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对传统的小说准则的彻底背离。巴尔扎克时代的关于典型环境、人物塑造、情节描写、心理分析之类的约定俗成的准则，在《嫉妒》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叛。

《嫉妒》的书名告诉读者，它是一部关于“嫉妒”主题的小说，写的是一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阿A和一个男邻居弗兰克观察和猜忌的过程。但整部小说并没有什么故事，甚至没有多少情节，贯穿小说始终的是一些一再重复的场景。同时，《嫉妒》的叙事者其实是没有出现的。小说貌似一个第一人称叙事者在叙述，但从未有“我”的字样出现，读者只能听到他的声音，却不知他是谁。进入视野和场景的总是女主人阿A的活动，以及阿A和邻居弗兰克在露台聊天，在餐厅吃饭的场景。但是读者却时刻感到场景和空间中不止有阿A和弗兰克，当小说写到露台或餐厅的场景时，总是要交代有第三把椅子，第三个杯子，第三副餐具，暗示还有第三个人的存在。这第三个人就是小说中的嫉妒的丈夫，一个不动声色的观察者，时刻在监视和猜忌让他嫉妒的妻子。

秘鲁小说家略萨认为《嫉妒》是一部故事中的最根本的成分——也就是中心人物，作为叙事者的“我”——流亡于叙述之外的长篇小说^[16]。也可以说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被隐藏的。同时，在核心人物之外，小说也隐藏了核心的细节：阿A搭邻居弗兰克的车进城，当晚却没有赶回来，理由是车在路上抛了锚。于是妻子是怎样在外面过夜的就成为叙事者不断猜疑的重要细节。但这一细节的真相——汽车究竟有没有抛锚——在小说中也是被隐藏的，是无法证实的，既是叙事者无法确知的，也同时是读者无法确知的。

《嫉妒》的这种“隐藏”的艺术似乎想告诉读者这样一个理念：所谓真实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并不存在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意义上的真实。一切都取决于人的观察角度和位置。小说中的叙事者所能叙述出来的，只是他所能看到的和感知到的。因此，叙事者的观察就构成了小说中最核心的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名字所隐含的双关含义（在法语中，“嫉妒”一词的另一个意思是“百叶窗”）把作为主观心理活动的“嫉妒”主题与作为客观存在的百叶窗所表现的“观察”的主题结合了起来。小说中的叙事者正是常常透过百叶窗观察着妻子以及邻居的一举一动。他的视野也由此取决于百叶窗的物质形式，他所能看到的场景也被他的观察的形式——百叶窗所限定。而小说也因此表达了新小说派的一个重要的小说观念：人的主观心理和情绪与客观存在的“物”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嫉妒》所蕴涵的“物化”的重要主题。

法国学者吕西安·戈尔德曼在他的《论小说的社会学》一书中指出，《嫉妒》这部小说的名字所隐含的双关含义表明“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把情感和物分开”^[17]。小说表现了“物”的自主性，并进而表现了一个“物化”的现实。正像《嫉妒》中的叙事者所昭示的那样，他只能透过百叶窗偷偷地窥视，是一个被动的存在，而无法成为一个行动者，这就是“物化”的现象，人向物转化，由此，戈尔德曼认为“物”成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现实，而人不但不能控制“物”，反而被“物”同化，被物宰制。最终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结构也变成了一种“物化”的结构。《嫉妒》所表现的更深刻的主题正是这种世界以及人的“物化”的主题。“物化”也构成了新小说派对20世纪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深刻的体认。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了物。马克思正是从商品拜物教中发现了物化现象，即资产阶级把每一件事物都理解成可计算的东西，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化的特征。这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从这种观点理解罗伯-格里耶的《嫉妒》，评论者们认为小说一方面写出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物化世界，另一方面则可以说表现了对“物化”世界的抗争。但是罗伯-格里耶对“物化”还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客观的作家，我创造一个我不加判断的想象的世界，既不赞同，也不谴责，但是我记录下了作为基本现实的存在”。^[18]在他的论文《未来小说的道路》中，他称他制造的只是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让物件首先以它们的存在去发挥作用。“物”在罗伯-格里耶的理解中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自足的，拒绝人类赋予它以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意义。《嫉妒》表现的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它的风格是彻底的表面化，甚至排除了文学上的修辞手段，尤其排斥了比喻。

罗伯-格里耶反思了传统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比喻”。他认为，“比喻导致了人类中心论”：

事实上，比喻从来不是什么单纯的修辞问题。说时间“反复无常”，说山岭“威严”，说森林有“心脏”，说烈日是“无情的”，说村庄“卧在”山间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提供关于物本身的知识，关于它们的形状、度量、位置等方面的知识。然而所选用的比喻性的词汇，不论它是多么单纯，总比仅仅提供纯粹物理条件方面的知识有更多的意义，而附加的一切又不能仅仅归在美文学的账下。不管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山的高度便获得了一种道德价值，而太阳的酷热也成为了一种意志的结果。这些人化了的比喻在整个当代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太多太普遍了，不能不说表现了整个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19]

罗伯-格里耶认为，对比喻的运用远不仅仅是修辞问题，而是反映了人把自己的本性的观念推广到“物”上面，从而反映了一种人对“物”的世界的主宰，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罗伯-格里耶主张文学作品尽量不用比喻，而是还原“物”的本来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世界作为物的存在的事实，也才能反映人所处的是一个物化的世界的事实。

但是，复杂之处在于，《嫉妒》同时又是自身内部具有某种悖论性的小说，它是个自我矛盾的统一体。当评论家们察觉到叙事者在不动声色地呈现着“物”的时候，罗伯-格里耶却指出这个叙事者并不是一个所谓冷静客观的人，恰恰相反，他是“所有的人当中最不中立、最不偏不倚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永远是一个卷入无休止的热烈探索中的人，他的视象甚至常常变形，他的想象甚至进入接近疯狂的境地”。“是这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象，而且是一个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人，他受这感情欲望支配，一个和你们、和我一样的人。”^[20]简单地说，《嫉妒》的叙事者是个被“嫉妒”的心理疯狂折磨的有强烈主观情感的人。

因此，罗伯-格里耶指出，“尽管人们在小说中看到许多‘物’，描写的又很细，但首先总是有人的眼光在看，有思想在审视，有情欲在改变着它。我们小说中的‘物’从未脱出人的感知之外显现出来，不论这种‘物’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罗兰·巴尔特说有两个罗伯-格里耶，一个是客观主义者；另一个是人本主义者，或主观主义者。读者也可以有两种方式去读罗伯-格里耶，即一方面是把他看做描绘“物”的世界的小说家，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做是创作主观性文学的小说家。^[21]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中“出现的物常常是作为一项心理内容的素材”^[22]。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罗伯-格里耶是统一的，《嫉妒／百叶窗》的书名本身就意味着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不可分割。

1．新小说派的革命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2．为什么说有两个罗伯-格里耶，一个是客观主义者，另一个是主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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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1900年以来的法国小说》，第97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1月。

[2] 娜塔丽·萨洛特《怀疑的时代》，《法国作家论文学》，第381页，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

[3] 见《萨特文学论文集》，第29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版。

[4] 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现代西方文论选》，第31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4月版。

[5] 参见卡勒尔《罗兰·巴尔特》，第60页，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版。(www.chuimin.cn)

[6] 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第3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3月版。

[7] 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第3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3月版。

[8] 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第33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3月版。

[9] 萨洛特《怀疑的时代》，《“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第559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年4月版。